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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担当——访中文系常森老师(二)

admin  2012.03.28   名师名课   2 条评论 总浏览数:6,603

三、当下文化对传统的背离:知行脱节,溺于功利

记者:就如刚才您说的,对于许多包含着精深哲学思想的传统文化,现代人往往形成误区或误解,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常老师: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种误区或误解,有时候让我十分苦恼。我觉得,这些误区或误解,跟传统渐渐不受重视甚至与时代断裂有关。笼统的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但我认为这种重视还没有达到“弘扬传统”的层面上。大家都说“国学热”的问题,我认为国学根本不热。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热”的,跟国学的很多根本特质是不一致的,甚至与国学的根本理念相反。我们主流的传统,最重要的是“行”,讲究“知行合一”,知道了然后落实到实践中去,这才是国学最根本的东西。孔子教弟子什么是“仁”,弟子们一再表示“请事斯语”,这就是实践了。现在讲国学,主要是把它当成一般的知识性的东西,这也许给现代人一定的启发,但没有落脚到实践这一层面上。无论对那些大名鼎鼎的讲者来说,还是对那些趋之若鹜的听者来说,国学基本上都只是一种认知的对象。实践层面缺失之后,字眼尽管是漂亮的,却不过是一堆空壳。

记者:于丹讲的《论语》,一些学者认为她歪曲了很多历史真相。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就是在现在的文化背景下,如果于丹不对当前的习俗或社会风气进行一定的妥协,而坚持还原古代的真实情况,她就很难成为一个“学术超女”?

常老师:对。现在有文化娱乐化的倾向,如果你不去回应或接近大众的口味、取向,大家就不喜欢你,因此就不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利益。应该清醒,现在有些学者表面上是在弘扬传统的国学或文化,实际上根本动机则是趋利的。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像孔子、孟子那些古代伟大学者一样,有自己坚守的绝不抛弃的价值,不会枉道求合。那些学术的“超女”、“快男”必须考虑吸引更多的受众,只有这样,市场和利益才会得到保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样的国学“热”恰恰违背了传统的某些根本精神,这也是我一直不太看好这个“热”的原因。

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多年来形成了一个误区,即视之为出土文物、文章典籍、一般知识等等。这种偏差,使我们无视真正的“文化”的流失乃至衰落。实际上,具有群体及个体标志性的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情感模式,这些活在人身上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文化”。”“地不爱宝”,地下出土的文物会越来越多,图书馆里的收藏也会越来越丰富,……但这些不能遏止人身上的真正的“文化”的遗失。前景尤其可怕。钱穆说:“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记者: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或者与它的断裂是怎么发生的呢?历史上也有一些时期,虽然历经几十年、上百年的战乱但文化根基一直都在,为什么现在我们面临的局面是如此严峻?

常老师: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因为长期以来,国人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进行破坏的结果。有几个方面应该考虑:

一是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没有足够的警惕。十六、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那时他们就抱着一个目的——“征服中国”,他们自己不讳言。这不只是宗教的追求,实际上显示了西方的整个文化战略,迄今并未改变。国人持久不衰地破坏自己的文化传统,客观上是为这种文化战略服务的。可悲的是,近代以来,迄今为止,我们都没有建立自己的文化战略;更可悲的是,那么多人自觉不自觉的追随、服务于人家的文化战略。

二是严重的自我贬低和自我破坏。近代以来,这往往被视为进步甚至革命的表征。加之改革开放以后,对文化价值缺乏有力建构、引导,甚至产生种种误导,又加深了这种困境。西方人自己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征服中国”的任务,无数国人乃至国人中的先进者帮忙、出力,才使他们的目的得以达成。“文化”就是文化。政体可以革命,经济可以革命,但“文化”必须同这些剥离,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向度去考量。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1913)说:“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天视民视。革命乃吾中国最寻常之事。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之何举中国数千年之命而亦革之乎?今也教化革命,纪纲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礼俗革命,人心革命,国魂革命,大火焚室,茫茫无所适,伥伥无所之,游魂太空,风雨飘摇之,雷霆或震,绝命是期。”从“文化”的角度看,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

经过许多层面的破坏以后,我们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只剩下了一副副空壳(实际的则有不少是恶劣的),要想再建难乎其难。举个简单的例子。有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农村出来的打工者,在工地上做工时,悄悄地把好的钢筋等材料弄坏,又悄悄当废品卖掉,他因此比别人多挣了不少钱,满村人都认为他最有本事。文化从根基上已经变了。为了私利,已不再有道德的担当或价值的关怀。这是十分可怕的,因为人人都是受害者,不可能有赢家。

记者: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法制。法制固然很重要,但单靠法制,对社会道德的堕落是无能为力的。

常森:是这样的。仅仅靠法制来堵漏洞是很困难的,因为法律往往是滞后的,它在事情出现之后才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了道德的自律,法律也可能沦为作恶的工具、谋私利的手段。道德有一个好处:在问题产生前就有一个防微杜渐的预防和调整的机制。

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停留在学术层面上,把它当作一种知识,一种客观的事实对象去看待。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机制,使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思想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相处以及个人行为等方方面面。幸好现在学界、社会各阶层都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已经做了很多努力。

四、教育的缺失和文化的建构

记者:要重建传统文化,教育肯定是关键。您对现在我国人文教育的状况有什么看法?

常老师: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缺乏一个立足于整体文化战略的教育战略,主要是知识、技能层面的教育,基本上丧失了人文精神。看看中国传统教育。荀子说“以善先人者谓之教”(《荀子·修身》),——以道德的善在前面引导人,这才是“教”。而关于“学”,我们看《论语》就会发现,学落脚在实践层面。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进一步解释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听了,表示“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就是说“我颜回虽然不聪明,请让我实践这些话”。仲弓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仲弓也说:“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所以“学”在传统教育里面最根本的是道德实践。这样的教,这样的学,这样的教育,才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教育的精神,才是修身立国之根本。现在的教育已经丧失了引导社会价值、社会道德的功能。教育既已如此,还能指望什么呢?

现在全社会都还盯着老师,——还要求教育和教师承担引导社会道德和价值的责任。问题是,在目前这种环境下,教师即便是圣人也引导不了社会。有一位中学老师讲了一个例子,说手机,现在人人都有吧,但有的学生看到她用的手机不如自己的好,马上就瞧不起她了。评价的标准和体系改变了。在现在的标准和体系里,教师拥有的实际位置很低很低。一个实际地位如此之底的群体,怎么可能会引导社会价值和道德呢?

记者:您说的确实是教育问题的关键。现在是胜者为王,不但权势熏天,甚至在道德上也具备了某种合理性。没有了尊师重道的社会环境,教师也只能传授一些知识而已。现实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地保护、恢复一些传统文化精神,您有什么建议吗?

常老师:很难,确实很难。我们没有成熟的“文化”观念,没有真正的“文化战略”,我们对国内外一系列“文化”问题缺乏有效的因应,而且我们无视这些问题。我们天天这“热”、那“热”,真正重要的“文化”建构则是严重匮乏的。文化传统是根,是魂,但这些眼看着都要被破坏净尽了。可怕的是,国民已陷入了瓦解对立的状态。自觉不自觉地帮助甚至服务于西方文化战略的人很多,当然也有一大批坚强持守着传统的个体。而且我们的“文化”的问题,已经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甚至政治化了。真正弘扬传统文化的举措往往引发非文化层面的严重碰撞,故动辄得咎,步履维艰,甚至进退失据。说到建议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应该清醒,应该做点什么了。

记者:多谢常老师。至少从您的话中我们还能感到某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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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王淳

采访时间:2011年12月5日,下午2:30-4:00

录音整理:王淳

文字编辑:郑玉婷,王玉彬,郭九苓,常森

定稿时间:2012年 2月 24日,经常森老师审订。

附:常森老师简介:

常森,男,山东新泰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副教授。曾于香港树仁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主要从事诗经学、楚辞学、先秦诸子、文学史书写、简帛文献与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已出版《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先秦文学专题讲义》、《先秦诸子研究》、《屈原及其诗歌研究》等学术著作多部,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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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评论

  1. Liu 说道:

    我这个同学作学问很忠诚

  2. 寂寥小生 说道:

    支持下老师,国学文化不仅博大精深,而且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强的先验性,应该成为解决当今越来越程序化学术、生活等问题的一股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