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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封建”社会,迎接现代文明——访马克思主义学院尹保云教授(下,1)

guo  2011.06.29   名师名课   2 条评论 总浏览数:7,270

 

摘要:本文是对尹保云教授采访稿的第二部分。尹保云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繁荣背后的隐患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进步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封建化”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政府要下大决心,进行民主政治改革,才能根本解决腐败和其它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才能使经济和社会走上良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也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教授的观点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一、“封建化”的现代中国

记者: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我们想进一步听听您的看法。您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有哪些问题存在?中国有没有可能也突破这些瓶颈,走韩国、日本、台湾那样的道路?

老师:首先,中国这些年是在三大陷阱中发展:第一个是“大政府”的陷阱。政府干预经济太广,我们现在还在满足于建立大政府,而且觉得这个模式挺好,呼声也挺高;第二是依赖国有企业保增长的陷阱;第三是寻求文化自我的陷阱。虽然实际上我们还很落后,但总是有很大一股力量在不断地批评西方的东西,包括西方的管理,西方的文明,以及西方的文化。

日本、韩国、香港是亚洲最西化的地区,日本和韩国甚至被称为亚洲的西方国家。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问题处理得很好。一方面自己的传统文化保留得挺好,另一方面它的很多现代观念都和西方差别不大。比如在韩国,一些家庭观念还是很牢固的,但在和韩国人交谈的时候,在对自由、民主、个人追求等的理解方面,你会觉得他们和西方人更像,和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社会在各方面都有根深蒂固的“封建化”现象,这是现代化的大敌。

单从经济领域来讲,国有企业导致市场经济不规范,它们垄断严重而形成了“封建性”的结构。银行是封建化的,表面上是中央指导,实际上中央也领导不住。去年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员工的平均年薪40多万,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平均10多万。这只是四个银行的对比,说明银行系统已经封建化了。它们各自占领一个封建领地,各有各的政策。领地好的赚的钱多,不好的赚的钱少。各个封建单位圈出一个个的经营板块,上边是政治市场与纽带。有来自政治权力的保护支持,别人侵袭不进这个板块,所以它能够保证赚钱赢利,赚多了就私分。封建化与垄断,二者相辅相成。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下,封建领地被充分的自由竞争所打破,全国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同行业之间不会出现很大的工资差距。在美国、日本、韩国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发展充分,企业之间进行较为充分地竞争。它们的大型私营企业的垄断主要是靠技术支持,是资本主义垄断,而我们的国企垄断主要靠政治力量或其他非经济(技术)力量的支持,是封建性垄断或曰封建化。最大的封建板块除了金融领域,就是各种上游产业了,中石油、中石化是突出代表。当然,其他所有国有企业都加入了这个封建化行列,就连中国烟草公司也是搞得有声有色。

封建化还表现在各事业单位中,如教育、文化、医疗等单位。北京大学校内的结构目前就是封建化的。每一个院系就是一个封建领地,各自为阵搞创收,导致一些学科教授的收入是另一些学科的5倍以上。美国的大学里经济学教授的平均收入高于文、史、哲教授不超过20%,韩国首尔大学不同学科教授的收入相差甚微。我们的中学也是如此,能够招收大量择校生、补读生、拉来“赞助”的中学的平均收入要高于那些不能做到这些的中学的几倍。电视台、报纸、医疗等部门也同样封建化了。同一电台的各个频道之间,每个频道的各个室之间,工资差别都非常巨大。在中国的不同行业之间、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或单位之间形成的这种巨大收入差距,为世界少有,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特征。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封建化的问题呢?这是现代化理论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封建化有个人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本能驱动,在一个大的权力中心下形成分封割据或者占山为王。迄今为止,我们在人类历史上观察到有两种体制能够摧毁封建化: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一是苏联模式。前者依靠现代法律系统保障下的充分竞争而打破各个封建壁垒,后者依靠强大中央集权而实现一体化。苏联模式已被证明为失败的模式。所以,实际上只剩下一种选择了,即自由竞争的机制。但是,由于我们的改革不充分,至今没有形成规范的市场机制,尚处在过渡中。新的细胞不能成长起来,旧的细胞就会再生。

你的问题是中国能否走日本、韩国、台湾的道路,我觉得目前看还比较难。经济增长的数字是一回事,真正的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是另一回事。关键是私营企业组织没有成长起来。私营企业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细胞,没有它的发达,现代化就永远是空的。在市场经济不规范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数字可能达到很高,但是科技进步、社会结构的变化却没有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根本原因是私营企业没有成长起来。我们的体制上的问题很多,尤其是国有企业垄断。拉丁美洲的发展历史比美国还长,印度也不晚,但是它们的现代化极其缓慢。原因是它们原来的封建主义因素没有得到很好清除,后来又学习了苏联经验,大办国有企业。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王权、国家所办的企业属于“政治的资本主义”,不是理性化的现代企业,实际上就是封建企业。国有企业依赖背后的政治支持而享有垄断特权,不是在进行公平竞争,而具有封建领地的特性。举办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在增加经济的封建性。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封建性的因素不断再生产。封建主义的骨架,市场经济的表皮,这样的结构使得现代化异常艰难。同这些国家比起来,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更加严重,因为我们国有企业的比重更大。我们除了制造业领域略好点外(但很多是合资企业),其他很多部门几乎是全方位国有垄断。这怎么和日本和韩国比?日本和韩国是战后世界上最私营经济、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它们比美国70年代的国有企业比重还小。

另外是凯恩斯主义的大政府问题。我认为中国过早搞福利制度的道路有问题。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叫《警惕权贵社会主义》(发表于2007年第9期《改革内参》),那篇文章指出,扩张福利体系这个思路不能搞,搞下去要出问题,想用这个思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假如一个工厂里有十个车间,其中一个车间的收入是其他车间的十倍,如果只是从收入多的这个车间收一点税,然后去补贴穷车间,这能解决问题吗?这就和拉丁美洲一样,一边忙着搞福利体系、忙着扶贫,一边却是基尼系数越来越大。我们还可以举日本和韩国的例子。日本、韩国由政府搞的福利保障体系很薄弱甚至没有,但是他们的分配却很平等。日本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29左右,是极其平等的。韩国基尼系数在0.33左右,它历史上最高时也仅为0.39。日本、韩国的福利保障体系主要是由家庭、社会组织和企业承担的,与西欧国家战后福利保障体系形成对比。西欧战后主要是国家搞,结果搞不下去了,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改革又遇到重重阻力。

国家搞福利制度无助于消除贫富差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关键的是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的作用有限,三次分配更是作用微小。初次分配的结构在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拉丁美洲、印度土地垄断严重,封建性大地产者拥有很大的土地,甚至拉美有的国家80%的耕地只归100多个家庭所有,这肯定会影响分配平等。中国不是这个问题。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有些是自然因素造成的,比如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教育差别、就业不足等自然因素,而制度因素则主要是国企垄断带来的封建化。它不仅扩大贫富差距,也使社会的创新力没有了。有钱的单位忙着赚钱,而不会想着去创新。既然他们可以卖出去垄断产品,盈利丰厚,为什么要去进行技术创新呢!

记者:在封建化的体制中确实有很多人得到了利益,他们会对建立真正的市场化或者是公平的体制形成很大的阻力。您觉得中国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老师:我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分析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很像唐宋时期的体制,它是依靠几种因素来推动发展的:民众谋生、政府牟利、腐败,等等,并不都是好的因素在推动经济。唐朝时候政府对市场控制得很厉害,很多东西不让普通人买卖,商品基本都是由官营企业生产的;北宋的时候,连筷子、衣服扣子等都是官方企业生产的,碗也是官窑产的,控制很严;但到了南宋时期,当时的政府比较虚弱腐败,只得放松控制或无力控制,这倒给民间经济活动创造了的机会。我们现在就是国有垄断和腐败相结合而推动的畸形发展。

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战争、灾害之后进行的恢复,会带来十几年的高增长;突然发现巨大的矿藏(油田)或者技术革新开拓了新市场,等等,都会带动经济增长。然而,要想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有一个好的体制,即充分的市场竞争、严格的法律体系及运转有效的宪政体制。科技创新、社会创新、道德文明的进步等只是在好的体制下才会发生。目前,西亚的一些石油国家是封建体制,有的还是政教合一,它们的增长是靠石油,而不是因为有什么好制度。它们以后还可以这样过日子。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什么大资源可以长久地养活懒惰和守旧,那就需要真正地增强创造力了。创造力的提高必须有良好的体制、良好的社会结构以及一套良好的价值观。

记者:您说的问题非常普遍。我也接触过一些企业家,包括一些很大的企业,他们的创新动力确实不足,主要工作还是如何跟政府官员、银行打交道,而对研究技术、改进产品关注得很少。

老师:他们就是在维护这个封建结构,在这个结构下,每一个封建领地均有从上到下的庇护关系链条。它们利用这些而破坏本来就很薄弱的法律体系、钻空子、阻碍对它们不利法律进步,全力维护目前的利益格局。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环境下,企业只有依靠创新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而我们的企业家的这种行为,就是要依靠非经济的庇护关系维护经济的资源,比如和银行勾结,和地方官勾结,等等,他们把精力都放在维护这些财路上了,而没有放在创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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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评论

  1. 打酱油的 说道:

    说实在的这个访谈很不错!

  2. 小人物 说道:

    把马克思和中国的各种问题分析得这么透彻,这样的学者很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