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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封建”社会,迎接现代文明——访马克思主义学院尹保云教授(下,2)

guo  2011.06.29   名师名课   1条评论 总浏览数:5,009

二、培植私有企业,明晰产权制度

记者:大学、企业、政府如何打破这种封建的体制呢?目前要改革的话,会面临哪些阻力?

老师:对于学校来说,一个学校有好多院系,如果它们不是靠创新,不是靠发展出世界一流专业而获得更好地生存条件,而是通过办各种培训班来赚钱,这对学校科研和教学的进步一点贡献都不会有。

在企业领域,产权要明晰,竞争要充分。这需要从各个方面来着手改革,从整个体制下手,包括坚决地推行企业私营化、健全和严格法律体系以及建设民主制度等。现在比较麻烦的问题是我们老喊“中国特色”。我有一篇文章就是反对“中国特色”的(指《现代化研究中的庸俗特色论——中国学术的非理性气质(之三)》一文,发表于2005年第2期《学术界》)。特色有好有坏,好的不用喊,坏的喊它干什么?一个落后的国家必定到处是落后的特色,喊起来其实很丢人。中国国家足球队有没有特色?打一场败一场,你能说这不是特色吗?大喊搞自己“特色”,就是在宣布不要学习别人,是在保护落后的体制和结构。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实际上没有资格谈“特色”,只有成功者才有“特色”。比如足球,巴西队有特色,德国队有特色,但说中国队有特色,这不是笑话吗?邓小平当初说“中国特色”的意思是不再搞苏联模式了,要放弃计划经济,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词到处滥用,结果成了维护现状的托辞。

记者:您认为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可行性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老师: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培植私有企业。现在中国的私有企业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前两年,我们私有企业的数量在减少,出现了“国退民进”趋势,这是十分危险的。目前,中小私营企业困难,大私营企业在全国一个都没有。你看我们现在搞的,连“中华牙膏”都快搞丢了,现在我估计只有“茅台”、“五粮液”、“中华烟”这些中国特色的腐败品牌能够确保不丢,其它的技术不都被国外兼并了吗?中国没有创新力,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私营企业没有成长起来。这一点是我们的政府以前没认识到的。台湾也有一个很大的教训: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无论从产值还是科技上,台湾都是领先韩国的,但后来很快就被韩国超过了。什么原因呢?在国民党民生主义的思想下,本来是要搞资本主义的,但是国民党又控制着金融、上游产业升至其他产业,公营企业挤占了大量地盘,所以台湾在经济高增长过程中没有培植出大私营企业。没有大私营企业,科技创新力就不行。创新都是大中型私营企业搞起来的,比如韩国的汽车、电脑、电视机、半导体等等,都是私营大企业搞起来的。

记者:那么扶植私营企业主要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老师:企业成长不起来不能全怪政府,这也不是一届、两届政府就能够完成的任务。实际上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地提出新的政策,包括一些文化产业、基础产业甚至军工产业等也鼓励私人投资,这说明它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了。

企业家素质的培养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有血缘传统和家庭背景的作用。中国解放前有一些企业家,但后来都给整死了。现在私营企业家既没有受到家风熏陶,也没有规范的市场环境锤炼,大多是按照国企的老路子来搞,也是去找贪官、找银行、弄地皮。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我们现在还处在现代化早期阶段,垄断企业的改革需要时间,私营企业的成长也需要时间。即使改革速度加快,也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我们的认识不发生转变,拿表面经济数字沾沾自喜,甚至不知高低地吹嘘“中国模式”,那就可能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就会像印度和拉丁美洲那样,持久地停留在封建主义骨架与市场经济表皮结合的状态。这样的结构永远与现代社会保持距离。就像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那样,人均GDP快近1万美元了,现代化道路却还十分遥远。

现在我国私营企业成长困难首先与产权制度有关。产权不清的领域很多,但核心是最下面的根基不好,即土地产权模糊。河南西部的金矿山,本来是很大的山,农民从来不上去,所有权应该说是国家的。一个矿主去搞投资,与县政府和乡政府均签订了合同。但等到挖出高品位金矿石的时候,周围的农民突然蜂拥而至堵住矿口,宣布这山是他们的,导致投资者突然破产。国家的油田也遇到同样问题,大庆的农民会偷油,河南的农民能炼油。中原油田的农民都在自家门口安装一个炼油炉,从油田抢原油来提炼出售。农民敢于这样干是因为他们认为土地所有权是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不清造成很多矛盾,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都均得不到法律保护,怎么发展市场经济?按照流行的说法“谁厉害谁是爷”。一般说地方官最厉害,所以他们得到的便宜不少;农民常被看作“弱者”,其实他们也并不弱,因为他们可以发动群体事件,可以集体抢劫国家的油田;政府有警察和军队,应该说是最厉害的,但因为政府也没享有法律规定的所有权,不敢强力保护国家油田……这就是因所有权不清而带来的混乱抢夺,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景象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土地所有权不清是传统社会(封建社会)的特征。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现代化都是从界定土地所有权开始的。然而,我们则把自己发明的国家、集体、个人三级所有土地制称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用这套“社会主义”理论来灌输学生,把学生教得浑浑噩噩,用来实践,把经济秩序搞得乱七八糟。要是仔细比较,就会看到目前的土地状态比清朝时期还要落后。土地制度改革缓慢,关键还是利益考虑。很多人以为可以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好处,可依控制住整个国家,可以通过卖土地来养活官僚系统,如此等等。然而长远看这样做会得不偿失。由于土地制度是现代社会的根基,它的所有权不清楚必然使整个经济秩序难以规范。当然,中国的经济还会照样增长一阵子。因为经济数字增长并不总是决定于制度好坏,走私经济、制假贩假经济、海盗经济、官商勾结的腐败经济等都会带来增长。一般人看不到到潜在的危机,但等到危机爆发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就晚了。

记者: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呢?

老师:在这方面世界上已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日本、韩国、台湾在二战后顺利发展的基础就是土地制度。战后他们进行了土改而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土改法规定最大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不能超过四十五市亩。土改后它们的土地产权十分清晰,大山、大的河流湖泊自然是国家的,耕地、村庄附近的山坡或小山是农民个人的,也有少量村社共有的土地(主要是坟地)。土改把土地所有权厘清,什么都好办了。农民的土地,即使他进城当工人仍然是他的土地。这种私有土地制度是一个强大的社会稳定器。农民有了土地,就等于有了财富。虽然由于人均土地面积不多,但当经济成长起来之后,土地也会随着升值,大部分农民就中产阶级化了,农村也获得长久安定。同时,由于土地产权清楚,国家的土地资源(如大山、河流、湖泊等)也容易得到更好的保护。

我们的土地制度现在也有一点小小进步,新的《土地法》规定土地流转要经过农民本人同意。这等于强调了农民的个人权利,以前是不经过农民同意就可以由村干部处理的。当然,现在还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级所有的土地所有制,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有的学者不断宣扬: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农民失去土地而引起农村不稳,就像大陆国民党时期的情况。说这样的话是不懂历史,也不了解其他国家经验。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归因于土地问题是头脑简单的历史结论,它有国际因素的作用(如日本侵略、苏联出兵等);再说,农民也不会那么傻,随便就会把土地卖掉;同时,国家可以用土地法来限制买卖,就像日本、韩国、台湾做的那样。倒是在目前的产权不清状况使农民不断地失去土地,封建化的根子也牢牢地扎在土地上。看一看地方是怎样用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等等来骗取农民土地的吧!总之,我们首先需要转变认识,要看到目前的三级所有制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土地制度。不仅农民的权益,连国家油田、矿山、河流、湖泊就得不到有效保护,这难道不是坏制度吗?

记者: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都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三级所有制,是不是反而制造了更多的矛盾呢?

老师:是的。现在我们农村的好多群体事件都是由土地纠纷引起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实际上是农村稳定的最大威胁。我觉得我们的经济改革从1992年就开始停滞,转而去搞稳定、和谐、福利保障体系了,最近才意识到其中潜在的问题,于是又提出继续深化改革。不要认为给农民几十元补贴就能解决好农村发展问题,即使增加到几百元也没有多大作用,还会导致乱发货币引起通货膨胀。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深化改革。主要任务是在农村界定土地所有权,在城市搞民营化。要建立现代国家,就要打好现代社会的地基,地基牢靠才能把大楼盖得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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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评论

  1. 过路者 says:

    啊啊。终于看完了,说得太好了啊。我要是有权力就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非经济学学者那才有意思呢!你说科斯定理有多大新意义呢,你说博弈论怎么没有预见到金融危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