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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的科学与科学的教育——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访谈(1)

guo  2011.06.29   名师名课   Comments Off on 人文的科学与科学的教育——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访谈(1) 总浏览数:3,914

 

摘要:2007年,北京大学经过国际招聘后,任命著名生物学家饶毅为北大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除了专业研究之外,饶教授对科学文化、对教育颇多心得体会,很多见解切中时弊,洞察深远,得到有识之士的认同。在工作中,面对困难与阻力,饶教授坚持科学的精神与做人的原则,并致力于国内科研环境与教育思想的改变,令人尊敬。

在采访中,饶教授全面阐述了他到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工作以来,对教育教学、科研管理的工作思路与设想,并介绍了自己对改善国内科研环境所做的努力。饶教授认为,课程设置、教学模式要体现科学思想,要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为国家科技的发展培养坚实的后备力量;在师资建设和科研人员管理上,坚持奖勤罚懒、优胜劣汰的用人原则;在科研环境上,坚持身体力行,不计得失,促进交流与合作,共同建设良好的学术氛围。

 

一、教学为本:执掌北大生科院的工作回顾

1、工作思路:重质不重量

记者:非常感谢饶教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在20079月从美国来北大,并任生科院院长,您来的时候有什么想法、计划吗?学校对您有什么要求和期望?

饶教授:学校并未提具体的期望或要求,主要还是希望起带动作用。我自己除了做科研,我也想在教育方面做一些事情。

记者:您作为院长对整个学院的教学有更全面的计划吧?

饶教授:因为对于研究的要求不断提高,目前国内著名大学对于教学很不重视。国际上,这也是问题。而实际上,生命科学的教学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在院里,可以全面考虑方针、全部课程设置,也可以鼓励老师把一堂课讲好,把一个课程、一个计划设计好,对一个学生、一个班有影响。

记者:两年多来您基本的工作思路是怎样的?

饶教授:我首先还在科研第一线,但我并不急于发文章。我敢这么久不发文章,因为我愿意深入做一些东西。

同理,我在学院里科研管理上简化了一些事情。以前每年有一个述职,大家都要写、都要讲这一年科研做了什么,但每个人讲的时间很短。我觉得这没有太大的意义,应该让老师多花点时间去做科研,自己掌握自己的进展。隔几年看一次,不要每年都看,形成对他短期的潜在压力。现在的老师都愿意做科研,用不着天天督促他。

在科研方面方面我们引进人才主要看发展潜力,不能单纯的看他有没有《Nature》、《Science》文章,一定要仔细看他的有什么特长,以及是否能与其他老师相互促进。

2、课程改革:体现科学思想

记者:能介绍一下这两年多来,您在生科院的教学方面做的工作吗?

饶教授:我上任后跟四个年级的本科生、研究生都谈过,请他们反馈对课程的意见。另外,还有毕业生给我寄了对每门课的详细意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改革一些课程。

比如,我们在本科一年级加了一门“生物学思想概念”,主要讲生物学发展的来龙去脉,从孟德尔一直讲到现在。学生通过这一门课能看到重要的生物学思想。以前学院开动物、植物、微生物,那是博物学的看法、传统的生物学教学方法。思想教学是更深层的一个认知,而不只是对一个现象的了解。这门课开在大学第一学期,让学生从思想概念着手,尽快建立起对生物学和科研的理解。

有些课程调整了,比如遗传学以前开的很晚,现在我们开早一点,学生就可以比较早的理解一些重要的概念。遗传课以前开在分子生物学后面,但遗传学的起源是在分子生物学以前,它有些实验是间接的,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学了分子生物学以后,遗传看起来就很直观了,这样就把遗传学的教学深度降低了。先学遗传,后学分子生物学,这样遗传的基础可以打得很牢。已有课程设置的前后顺序的改变,也是教学思想的改变。

另外针对重要的交叉学科,我们跟数学、物理等其它院系合作,教学要求、内容上也有所调整。

记者:对大学一年级开设生物学思想的课程,但很多经典的案例都涉及到专业问题,大学一年级学生学习起来有没有困难?

饶教授:这门课确实有一定难度,要去看原始文献。比如讲遗传密码,要退回到当年去,看遗传学密码是怎么解开的,这对学生的要求就高很多。但学生如果花了功夫,对生物学的理解和以后的学习很有好处。

记者:课程或教学改革的方案是如何制定的呢?

饶教授:我们分别成立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委员会来讨论课程设置怎么改。还有前面提到的征求学生对教学的意见,我刚来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去问的,以后就打算小规模地不定期地去做。就是为了让学生知道,他们可以向我们反映问题,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改,而不是一定被动地接受老师的指导,这一点很重要。有老师或同学会经常反馈意见,这些意见也都会得到处理。有的意见我可以马上给他解释什么原因,有的意见我们是需要再做考虑的。

记者:最后形成的课程改革思路是怎样的?

饶教授:我们最终希望让每个学生可以选择个体化的教学方案。

记者: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教学目的呢?

饶教授:讲的内容要深,要给学生讲这个学科里面里程碑式的事件,要讲思想的来源,实验的设计,当时的情况,后面的发展。中间很多细节,不需要讲的很仔细,学生看了书以后就会懂。这样学生学一门课就能懂这一门学科。

这样讲课对老师的要求很高,因为老师就需要自己把一个个里程碑先搞清楚。里程碑不光是历史性的东西,而且能反映认识是怎么样一个一个层面深入的过程,这样讲才能引导学生进入状态。不能用现在的观点来讲以前的东西。学生要看原始文献,而不是只看已经千锤百炼的教科书,这样他们才能讨论。

另外我们现在大课多,小课少,要多一些小的讨论班,提高学习效果。

记者:小班教学在北大生科院实施起来有没有困难?

饶教授:我觉得主要的困难是老师不够和老师不愿意花时间教学,可能要请其它科研单位比如科学院、NIBS一些老师来参与,分担教学工作。

3、实验教学:以“不确定性实验”培养探索能力

记者:生物学需要很多实验,在实验教学方面,您有什么想法?

饶教授:我觉得好的教学实验其结果要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的大学实验课和中学实验课是类似的,都是非常成熟的、人们都能做的。我们不是要培养实验员,是要培养学生做科学,要培养研究人员,做这样的实验是不够的,有时可能还是南辕北辙,因为学生对实验和实验课的关系可能搞错了,以为科学实验都是不用动脑筋而是只是照葫芦画瓢、进行操作就可以。

我们要把聪明的学生培养成研究人员,而研究里面很重要的能力就是研究不确定的结果。所以要有一批探索性的实验课,最后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学生通过这样的实验,要学会设计实验,学会分析结果,当然也要学会这个实验需要的基本技能。

现在的教学实验结果是确定的,根本没有东西可以讨论,因为能做错的东西都给去掉了,大家做一样的过程,一样的结果。如果换成不确定性的实验,做实验就会很有趣,而且不同的人马上就会发现自己的特点在哪里,谁适合做技术员,谁适合做研究。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老师手底下有些实验需要比较多的学生来做,可以考虑把其中一部分用于教学。这种实验是一个真的科学实验,又需要很多人做,并适合实验课的要求。这样,实验课的学生和实验室都能受益。

记者:但教学有它自己的特点,以实验教学去做实验研究可能会有一些浪费、盲目性,包括做实验人的水平不够等这样的问题。

饶教授:所以实验要设计好,先进行一些环节的控制。

记者:既比较规范适合于教学,而且结果又有很大的探索空间的这种实验多吗?您能举个例子吗?

饶教授:不多,需要靠人想,靠老师来提出,我自己也可以提一点。比如基因突变实验,以前主要观察果蝇或线虫的某些个体突变,现在我们做动物的生殖衰老,结果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科研上也是很前沿的问题。在动物里面筛选,看基因突变以后它的年纪大了还能生孩子,研究生殖衰老的基因,这种结果拿出来也有科研的价值。

4、大学教育的设想:个体化培养方案

记者:关于教学,您有什么比较大的计划或长远打算吗?

饶教授:我最希望本科建立起个体化教学的制度,有很多套课程可以选择,也就是说每一个学生的培养计划都可以不相同,各有特色。这不可能一下子实施,因为大学新生刚从高中上来,第一他不习惯自己挑选这么多课;第二,怎么挑选对一个大学新生来说是有相当困难的,这就需要高年级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老师能提供帮助。

像生命科学学院实际上就一套课程,只是到高年级有几门课的差别。这个工作需要老师花很多力气来设计。在没有全套课程之前,我们先逐渐地、试验性地拿一些课程出来,使一些学生在培养上有所差别。不同的课程配套不同的学科方向,新发展也能很快地反映在我们的课程中。这个工作展开以后要增加一些课程,但课程的排列组合本身就很重要。

记者:给学生整套的课程,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学生选课的自由?

饶教授 实际上是增加了自由,因为自由不只是有选择的余地,你还要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一个从小生活在农村的人,成年以后来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他走在大街上,可能茫然无措,乱走乱撞。但如果给他一个地图,告诉他一些规则,他就会更快适应,就相当于给他更大的行动自由。现在学生的选择太多,缺乏选课指导,常常是不知道选什么对未来专业和发展最有利;还有一些学生很偷懒,选择考试容易的,这对学业有害。

记者:很多套课程、个体化培养方案,在实施起来有没有风险?

饶教授:第一步并不是要新开课,而是把现有的课程做一些组合,告诉学生每个组合是什么样的培养目标。这个工作也不限于一个学院内部,一个组合会有不同学院的课。逐渐积累起来,老师教学上也不需要大的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没有风险,只是有一定的工作量。

5、我的教学体会:刺激学生思考

记者:您现在教什么课?

饶教授:我给本科生教“神经生物学”,这门课我在美国教了很多年。我也教发育生物学的一部分。我新准备的是“基因与行为”,从一百年前的巴甫洛夫、Skinner(斯金纳),讲到Lorenz(劳伦斯)等人对行为的描述性研究,然后我讲分子时代是怎么开创的,经典实验是怎么做的,当时有哪些问题,当时有多少人在笑话哪些后来大家公认的经典实验。这样就讲=了什么是开创性的实验。学生要看这些文章,看完要写,跟我讨论。

记者:您教的课程一般是闭卷还是开卷考试?您有选择的权限吗?

饶教授:有权限,我一般选择开卷,让他们带回去,慢慢做两个星期。要求学生想问题,看文献,但不能抄。

记者:您班里有多少学生?论文您都自己看吗?

饶教授:每门课的学生是不一样的,“生物学思想概念”课有120人,“神经生物学”课有几十人。有的课由不同的老师教,学生挑论文题目挑到哪个老师的题目就由哪个老师看。今年有二三十个人挑我的题目,我都自己改。我第一次改论文花了两个多月,因为我不是简单打分,要写很多意见,有些东西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我还要去查,要思考。我觉得这样的工作还是值得的,老师给出的反馈能让学生学到很多东西,不是为了一个分数就结束了。

记者:国内的学生性格特点、文化背景跟国外有很大的区别,您在教学上策略上有什么调整吗?

饶教授:没什么调整,我把美国那边好的方式移植过来。我觉得教学要刺激学生想问题,刺激学生有主动性,这种原则是教育通用的。在美国我觉得我们研究生课的老师教得很好,当时我体会很深。我觉得我既然可以一下就接受,国内的其他学生应该也可以。我把那边的讲课方式移植过来,不光是对研究生,也让本科生那样做。我觉得这样讲课效果还可以,对一部分学生刺激很大,他们知道了怎样想问题。

 

二、评估与激励:教学与科研中“人”的问题

1、传统与传承的困惑

记者:我觉得您非常重视学术传统,专门写过多篇文章来纪念生命科学界的前辈。北大生科院有很好的教学传统,从赵义炳、李汝琪到陈阅增、陈德明先生等,他们一方面本人在教学方面很出色,其治学精神也影响了很大一批人。对好的教学传统怎么能够延续下去,在现在的大学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您有什么看法?

饶教授:这个方面非常可惜,前辈的治学精神与教学传统是大学的宝贵财富。我有时候碰到退休老师,我也请他们督促我们年轻老师的教学。现在重视研究的大环境下,科研方面的奖励太多了,而教学没有什么有效的激励机制。

记者:请老教授听课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可能会有意义,但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没有什么约束力。而且如果面对的不是自己过去的学生或属下,他们的意见也未必受到尊重。

饶教授:有这样的问题,但现在能做的也只能是请老先生来讲一讲,互相交流一下。以后还有想其他办法实质性刺激和鼓励教学。

记者:您曾经批评过大教授带小教授的模式,这种方式对科研可能是不适合的,但是在教学上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饶教授:我批评的是老教授退休有权让其自己实验室的老师接班。一个教授可以单独决定给以另外一个教授实验室空间和条件,那是不对的。

2、教学需要特别的激励

记者:教学需要老师非常认真地准备,投入很多的精力。所以教学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如何鼓励老师教学的积极性,这方面您有什么考虑吗?

饶教授:我觉得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我觉得要国家、学校出台一些政策,允许一些教学好的教师专任教学。我们学校现在叫研究型大学,但是应该允许一部分的老师主要做教学,当然前提是他确实教的很好。再有,对又做教学又做研究的老师,国家或学校给他一部分研究经费,他就能省下来去申请研究经费花的时间,把这部分时间用来做教学工作。这个政策的实施肯定要教育部支持,但恐怕要到研究型大学在上升期间对教学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时,才可能会实施这样的政策。现在的情况,发现问题能及时解决就不错了,决策上根本不可能“未雨绸缪”。

记者:在科研管理方面您采用同行评议的方法,而不是光看数量。在教学上为什么不也这样做呢?

饶教授:教学上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收入我不能变。我招人的时候,以及给他提级的时候,他的收入是马上有变动的。因为教学不影响待遇,所以这个难做。叫几个老师听课,再听听学生的反馈,评估我觉得是不难的。

3、奖勤罚懒的人才管理模式

记者:您在引进人才以后的管理上是怎样的思路?

饶教授:我们新招聘的全部要评审。几年以后,评审结果会直接影响待遇,不行的还要开除。提高待遇、提高要求、降低职称。

评估原则是同行评估,必要的时候可以请校外的人给我们意见,我们再有一个委员会拿出来具体的评估意见。这是英美大学每年都在做的事情。这样的评估,大体是对的,最好的人,最差的人,大家都看得出来,中间的可能稍微会有点争议。

记者:您来北大两年多里,有人因为评估不合格被解聘吗?

饶教授:现在还没有,因为只有对新来的人我才可以这样做。我也只来两年半,新人还没有一个到评估期限。

记者:国内其它实行类似评审制度的科研机构,比如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有过这样的事例吗?

饶教授:中科院神经所、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科院遗传发育所都有过,有些所做了也不说,怕被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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