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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学记》中的教与学(作者:王玉彬)

guo  2010.12.27   经验与探索   Comments Off on 《礼记•学记》中的教与学(作者:王玉彬) 总浏览数:6,286

 

提及《礼记·学记》,大部分人可能会因为儒家经书的深奥难懂,便主动“敬而远之”了;而说到“教学相长”,则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成语。实际上,我们极为熟悉的“教学相长”,正是出自略为陌生的《学记》之中。《礼记·学记》,正是这么一篇“熟悉的陌生文”。虽然名为“学记”,但正如“教学相长”这一成语所显示的,《学记》所探讨的内容包括“教”与“学”两部分,甚至,对“教”的着墨要比“学”多得多。因此,这篇文章可算作儒家的“教学记”。

       诚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虽然早已在历史匆促的脚步中烟消云散了,但我们却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自产生之日起,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消亡过,即便是在当今社会,儒学也能穿着“国学”的崭新外衣重新焕发生机。政治化的儒学已成过眼云烟,但学术化的儒学,却始终在或亨顺或艰苦的环境中顽强成长着。而儒学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与其道统、师承、学脉紧密相关。因此,现在我们读《学记》,似乎不是毫无意义的“钻故纸堆”的举动——这对于我们了解儒门之教学,甚至反思当下之教育,无疑是助益良多甚至善莫大焉的。

       《学记》为何会认为“学”、“教”如此重要呢?在儒学的理路中,“学”是“化民成俗”的起始;“教”的主体——“师”,则是“所以学为君”的重要人物。可见,《学记》里的“教学”,不是“一般”的教学,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的教学;甚至可以说,《学记》里的学生是那些能够成为“君主”的人;而老师,则可以算作是“帝王师”了。历代儒者自然很少承想能够通过“学”而当上皇帝,但对通过“学”而成为“帝王师”,毫无疑问是垂涎不已的。

如上所述,《学记》的立意和目标是富有“政治化儒家”色彩的,但如果我们能撇去这一层浮彩,做到“弃其糟粕”的话,就能发现《学记》所论之教学的“普遍价值”。而这种普遍价值,正是我们应该“取其精华”的部分。那么,《学记》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精华”,能够对当下教育体制的孱弱之躯有所助益呢?

 

一、“学以致用”与“学以致道”

 

虽然《学记》表达了“学以致用”的意思,但也有着“学以致道”的价值追求,才使得这篇文章免于仅仅沦为历史资料的命运。以下两句名言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

《学记》的作者通过两个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学”与“道”之间的关联。一方面,“学”是对人的塑造和雕琢,其目的是为了“知道”;另一方面,对于“道”来讲,却也要“亲口去尝一尝,才能知道‘道’的滋味”。因此,虽然学的目的是为了“知道”,但“道”却并像“用”那样只能在学的终点才得以显现;毋宁说,“道”是贯穿在“学”的过程之中的,求学的过程便是知道、体道的过程,学与道须臾不可离,并且是交互促成的。

       以此来反观当下,我们教育的“猥琐”面相便一览无余了:《学记》里当然也追求“学以致用”,但那种“用”毕竟不是一般的“用”,而是“化民成俗”——教育民众、化成民俗,气魄何其阔大!更何况,《学记》之“学”还有“致道”的追求呢!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教学,一方面热衷于让大家接受某种意识形态,一方面又任凭教育在功利主义、技术主义的大潮里随波逐流,也只有“哀哉”二字可以形容了。

       尽管《学记》对“道”的表述也有政治内涵,但在儒学的视野里,阐释为“仁义之道”总是不会错的。当今的教育教学,“仁义”当然也是需要继续追求的道德目标之一,而学生能否通过学习而获得“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能否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能否培育起公民意识,则是现代社会中另一种“道”的期许与追求了。

 

二、“小成”与“大成”

 

《学记》中所述的教育过程似乎比现在有效率多了,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小成”和“大成”两大部分。

小成阶段包括七年:

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

从第一年到第七年,分四次对学生进行“考核”:学习一年要能够分析经典,并知道自己的兴趣之所在;三年知道尊敬别人的长处,并能与大家和谐相处;五年之后要广博学习,对老师亲之爱之;七年能够论说学问是非,并能交到“益友”。

由“乐群”、“亲师”、“取友”等字眼可见,《学记》里所倡导的学习,不仅是一个汲取知识、修习经典的过程,与之相比,它更为重视人格的养成和交流的培育,以让学生熟悉基本的社会规范,并在与活生生的他者的切磋中获得生存的能力和生命的提升。

“大成”则有两年的时间:

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所谓“知类通达”,便是“知义理事类,通达无疑”;所谓“强立”,便是“专强独立”、“临事不惑”;所谓“不反”,是“不违失师教之道”。

同样是“九年”,在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之后,一个走出校门的初中生知道些什么东西呢?知道读书的方法吗?知道群居的礼仪吗?知道广博的学习吗?知道讲谈学问吗?知道交友之道吗?最后,知道什么是“通达”、“强立”、“不反”吗?当然了,你可以反驳说,古人真正开始学习的起点不是八岁,而是像孔子那样的“十有五而志于学”。那么,我们的博士生与《学记》之“小成”相比,又能如何呢?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勤奋学习”,或许可以称为“小小小成”吧!

 

 

三、“大学之教”与“大学之法”

 

       《学记》中分别有“大学之道”、“大学之教”、“大学之法”的提法,论述甚为清晰而严整。所谓“大学之道”,就是“化民成俗”,这里的“道”是目的、导向之意,而非“学以致道”之“道”,不再继续论述;而“大学之教”、“大学之法”,则与学校、教师有着莫大的关联。

先看“大学之教”: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

“大学之教”的关键在于一个“时”字,所谓“时”,简单说来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让学生学什么东西。在《学记》看来,一切大的学问必须从小的开始学起,比如学习“乐”,就要从拨弄乐器开始;学习“诗”,要先了解譬喻之法;学习“礼”,则必须从认识各色礼服开始。

    “时”给我们的启示是:学校的课程设置,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设定——你想让学生最终学到什么;其次,要有妥善的课程设置——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标;再次,必须让学生“乐学”,才能实现“兴其艺”。否则,“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即使是勉强学习了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等等繁琐的课程,但在半年之后,脑袋里空空如也,就好像从来没有学习过一样了。

再来看“大学之法”: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大学之法”有四:分别为“豫”、“时”、“逊”、“摩”,意思可分别表达为防微杜渐、因时施教、因材施教、激励教学。很明显,这主要是针对教师而言的。

    在《学记》那里,一个好的老师必须有“前瞻意识”,能够了解到学生可能会犯的错误,并在实际的教学中导引学生避免可能的错误,这就是所谓的“豫”,否则,如果等着错误显现出来,则难以纠正了;而且,教师必须在学生合适的生理、精神状态之下教以适宜的东西,这叫做“时”,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会让学生耗费很多功夫却收获甚少;还有,教师必须因材施教,例如不教中学生奥林匹克的东西,这便是“逊”,也就是“顺”,顺着学生的天分来教学,否则就会把好端端的学生给教成白痴;最后,还要鼓励学生互相观摩、比较,才能在交流的氛围中共同进步,如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学习,只能“孤陋而寡闻”。因此,教师如果想进行成功的教学,不但自己的学问要扎实,对学生的性情、兴趣、才能也要有充分的了解,把学生看成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摆在教室里等待灌输知识的产品。

    此外,《学记》还提供了一种精彩的“和易以思”的教学方法: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所谓“道而弗牵”,“道”即“导”,引导而非牵逼学生学习,进行“引导式”教学,师生在轻松的氛围里教与学,这就是“和”;所谓“强而弗抑”,就是教师要努力使学生意志坚强,充满信心,而非靠自己的威严逼迫着学生学习,“抑”就是“推”的意思,这样学生才能自主学习,让学习的过程变得简单,这就是“易”;所谓“开而弗达”,就是启发学生思维,而不是直接晓之以最终的答案,这便是“启发式教学”,能让学生形成良好的主动思维的习惯,这就是“思”。而能做到“和易以思”的老师,便是擅于教谕的“十佳教师”了。

    《学记》也从反面提供了失败的教学方法: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

《学记》的作者对自己当时的教学状况就已经颇有微词了,他认为教师多是照本宣科、“假作问难”、故弄玄虚,要求学生一味诵习而不顾义理之安,自己也不诚心诚意教学,更不能将学生的才能和潜力完全激发出来,因此,这样的教师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跟他求学只能得到知识之“仿佛”,而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与教益。

    “教”实际上是一门“大学问”。遇到一个好老师,能使知识增益,能让眼界放宽,综合能力得到培养,人格境界获得提升,有醍醐灌顶般的了悟,也有开云见日般的豁然开朗。这无疑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四、“尊师”与“善学”

 

老师的教学方法自然重要,但学生学习的态度和方法才是关键。《学记》提出了“尊师”的要求: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这里的“严师”不是“严师出高徒”的“严师”,“严”即是“尊敬”之意。在古代,所谓“天地君亲师”,“师”是非常权威的存在,本身就是“道”的象征或化身;汉代更有所谓的“师法”,师门之尊是不可亵渎的。《学记》中还说,君主的老师在君主面前也不是“臣子”,可见古代对“师”是尊崇之至的了。

       在现代,“尊师”之义当然已经超脱了对老师权威的绝对服从,毋宁说现代的“尊师”是在人格与学问上对老师的崇敬。而一个学生,只有对老师、对真理充满了敬畏感,才会对“学习”这一“事业”充满敬意。

《学记》也强调学生必须“有志于学”。学习的态度是重要的,方法也不能等闲视之。《学记》中的“善学者”具有如下品质: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

善学的人,能够让老师十分清闲,自己却能有很大成就,而且还对外人说这是“老师的功劳”;不善学的人,老师天天指导却劳而无功,最后还埋怨老师。学和问是分不开的,一个好的学生必须有提问题的“技巧”,正如《论语》中的子贡,提问题总能问在点子上,善问才能善学。

 

总而言之,《礼记·学记》在数千年对教与学的讨论,虽然有一部分已然落后于我们的时代,但很多观点却依然能够启发当今的教育教学。教育的目标必须崇高,否则难以提升人的品格与境界;教学的构架必须切当,才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培养出最好的人才;教师的教学方法必须适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并为学生提供宽松而健康的学习环境;对于学生自己来说,要尊师,要有志于学,要善学,方能使自己“知道”并臻于“大成”。当然了,《学记》特别强调教与学之间的互动,这便是所谓的“教学相长”,不妨以这句充满智慧的话结束本文:“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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