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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完善专业教育,扶持学派成长——中文系王超贤老师访谈(二)

guo  2010.09.28   名师名课   Comments Off on 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完善专业教育,扶持学派成长——中文系王超贤老师访谈(二) 总浏览数:3,531

 

二、如何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

记者:大学最重要的无非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培养人才的质量和大学老师的学术水平。所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术水平很重要。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看法?

1、学术之花要开在学派的大树上

王老师:学术水平的标志是创新能力。从无到有,或者形象地说从01是最重要的。就像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是最难的,一旦有一亿资金,稍微投资你就能发展出两亿。问题是空手的时候你怎么变出一亿资金。西方有一种人做生意,专门创造公司,成功以后把它卖掉,再去创造。我们学术上就需要这样的人,如果北大从01的学者,也就是所谓大师多了,就能引领风骚了。如果说某些理论你们北大解释得最好,你们北大教得最好,这能建成世界一流吗?显然不够。

我认为,北大要出大师,就要走学派化的道路。学术的花果要依托学派的大树,不是说聘请一个长江学者就立马能形成一个学派。花很多钱聘请著名的国外学者来,如果那些领域咱们自己没有扎根,对学校发展并没有太大意义。所以我认为,像北大这样的学校,最好的办法就是就地取材,自己建设成一个大师生产器。无论是从成本、学术,还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这都是最佳选择。人才不是不可以引进,但只应该成为一种学科建设的辅助手段。

记者:关于学派对于大学学术发展的重要性,您能结合国外情况具体谈一下吗?

王老师:要成为名校,首先要有学派。比如说丹麦哥本哈根学派。丹麦没有别的重点,就一个语言学学派,丹麦就出名了。全世界谁想看语用跟哲学之间的研究,你非得用丹麦的,因为它每年都会产生重要的、原创性的东西,文献都在它那儿。就靠这个,整个哥本哈根大学的评比就很高了。

北大有医科、文科、理科,做大以后,还有什么工作要做呢?就是要形成几个重要的学派。比如说中文系包山包海,有语言学这一块,语言学很强,但没有真正形成学派。形成学派的标志是你每年都得推出很多新的看法、新的见解。上海的潘悟云(1943-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目前中国南方汉语音韵学、历史语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他们出的东西错误很多,北大批判得很厉害,可是他们源源不绝在发新的东西,这就很容易吸引注意力,也会吸引优秀的学生过去。

HallidayM.A.K. Halliday1925- ,英国语言学家,伦敦学派的主要成员,新弗斯学派的领袖,1976年起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到了澳洲以后,一拨人就开始跟着他。他一个人一天能出几千个字?必须有一拨重要的、已经成熟或半成熟的学者,Halliday提供养分给他们,这样形成一种势力。MITChomskyNoam Chomsky1928- ,美国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创立了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获得语言学界很高的评价,而且在心理学、哲学、逻辑学等方面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也是这么做的。光靠他一个人搞生成语法,能搞到今天这么庞大吗?不会的。有一批学者围着他,平常大家生活在一个圈子里,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室。学派并不是说全部一个口径,但他们在思维上是互相支援、互相获得营养的。就像Chomsky的很多学生是反对他的,可是他并不否认他们是这个学派的。

2、学派建设思路与探讨

记者:具体在北大如何扶持自己的学派,使北大能成为一个“大师生产器”?您有什么设想?

王老师:这就与我前面讲的专业化教育有关了。要从本科开始就发现、培养人才,如果再有用人政策的支持,学派就能成长起来,也就能出大师了。比如语言学学派的形成,北大是最有土壤的。北大有王力,王力底下有很多学生都留在我们系,他们的学术自成风格,影响到全世界,这就是学派的雏形。还要适当的扶持,比如说,给他们一个最好的工作室,有了工作室,就可以安心地把所有的资料买进来,也就有了研究、讨论的基地。再比如说要把类型学做成北大重点的次级学科,我觉得我是有办法的。

可是北大目前不太重视这个事情,让学者自己折腾,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你爱弄什么就弄什么。但咱们国家的情况跟国外不一样,北大还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国外名校的学派已经发展起来了,当然可以自由生长,但中国要不扶持,学派就很难成长起来。

北大有季羡林很伟大,可是没有一个制度把他变成一个学派。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白丢了一个重要人物。林毅夫就不一样,他炒成一个学派了。他就专门做中国经济,全世界要研究中国经济,要上这儿来。季羡林强,但是他的学生散了,很可惜。当初应该给他一个研究室,配置一定层次和数量的研究人员,先支持季老做他的研究,把他的研究放大。因为季老虽然是能人,但只有两只手,他想要处理的材料永远也处理不完。可是如果有一帮副教授级的人来帮他,副教授又带几个助手,这样季老的很多想法就能投射出来。比如说,他需要人帮他查一查印度某一年的某一个地方的文献有没有某个东西,一般学生是做不来的,得有一个教授、副教授级的人来支持他。助手可以把支持季老的任务作为课题来做,还可以指导几个博士生、硕士生一起做。这样一来,季老像一个章鱼一样,抓了几个正副教授来支持他,正副教授底下又抓几个研究生,这样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研究团体,也就是学派。暂时以季老为中心,季老走了以后,这个学术的方法还会留下来。

记者:学派的成长除了要有带头人和必要的助手之外,还需要什么条件呢?

王老师:我们需要工作室。空间的交流很重要,我来北大几年了,很少有机会能跟我的同事说话,后来参加了乒乓球活动,才终于跟他们熟起来,才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有非常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比如说,这儿是我们类型学专用的工作室,放四五千本书,布置成类型学的语料库,也是我们开会的地方、上课的地方、讨论的地方、出期刊的地方。我敢说,如果这样操作的话,而且我的博士毕业了如果能留在这儿继续干,十年不到,这里就会成为东亚的一个类型学研究中心。

百年树人,十年可以树立一个学派,但得有一定的资金,还要有政策上的支持,得开绿灯。比如说,北大现在对自己的毕业生留校限制非常严格,这是一项非常不可理解的、不利于学术发展的政策。我的学生从本科开始带,直到硕士、博士,他对我的学术思想自然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如果能留下来了继续研究,这对学术的继承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如果优秀学生毕业跑掉了,这就是制度残害学术进步了。

记者:制定这样的人事政策时,不知在学术上是怎么考虑的。

王老师:哈佛不许博士生留校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哈佛自身的学术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它能够吸引很强的人进来。但我们跟哈佛没法比,哈佛现在实行的是“坐天下”而不是“打天下”的策略。一个重点学科方向在初创的时候,没有法令绿灯,是发展不起来的。

有一个研究团体很重要,也不是说有人就行。裘锡圭(曾为北大教授,中国文字学的权威,现在复旦大学)老师走的时候,把整个学派带走了。那帮人跟他是思维一致或互补的,很容易帮他放大他的学术成就。我上课的时候就感觉跟个别的学生比较能够沟通,我讲什么东西,他很快就吸收了。可一旦他博士读完走了,我怎么成立一个类型学的研究中心呢,上哪儿找合适的人?

记者:您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做学问有些方面类似于开店,要有师徒的传承与延续,百年老店是质量和信誉的保证。

王老师:我们在革新的时候,往往不注重吸收传统中的合理成分,就把老的制度一下给推倒。西方人在提倡新的制度的时候,就很注意传统的继承。比如西方现代大学也还保留了师父带徒弟的传统。我从欧洲回国的时候,我的导师也是很痛苦的,因为他这辈子很多心血花在了我身上。

除了工作室和必要的资金支持外,就是教授要对自己的研究梯队有足够的话语权。譬如说,一旦我们工作室点名,学校最好能开绿灯,本科生就可以让他直博,直博条件或参加考试的分数可以放得比较宽。我们系陈保亚老师,他看中一个学生,学生的专业非常好,可是英文差一分。孙玉文老师看上一个硕士生,学生专业非常强,想要他接着念博士,可是这个学生英文也差一分。

记者:这方面学校好像是有一定通融的余地。

王老师:可以是可以,但交涉、程序需要很大的精力。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大学,弱就弱在教授没有权;西方的大学,强就强在教授权力非常大,他可以打个条丢到教务处,说“我这个学生已经入学了”。对于学术水平高的重点学科,实际在人才引进时不太可能出现舞弊的问题,因为有教授的学术声誉作保证。

我觉得学校要真出学术成绩,应该把钱用到点子上,一个次级学科,集中力量把它整个拿下来,这比较能够立竿见影。我敢说,像林毅夫这样的团体,如果北大有十个,那就不得了,立马就挤到全世界头十名了。但我感觉现在北大的一些制度设计不利于学派扎根,林毅夫只是特例,因为他是国家瞩目的明星,很多地方可以“特事特办”。

哈佛强就是因为它各个领域都有一个山头。我在海外十几年,看到别人就是这样从零到有干起来的,没有什么神秘的。Halliday到了澳洲以后,ComrieBernard Comrie1947- ,语言类型学权威)到了汉堡以后,都有一个机构配合他们,国外在这方面已有很成熟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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