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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小说创作的奥秘——记曹文轩教授“小说的艺术”课(作者:张翼星)

guo  2010.06.23   特色课程   Comments Off on 揭开小说创作的奥秘——记曹文轩教授“小说的艺术”课(作者:张翼星) 总浏览数:3,826

 

小说是人们青年时代阅读最多、感染颇深的文学形式。小说的魅力何在?小说创作的奥秘是什么?如何选读古今中外的小说名著?是大学生普遍感兴趣的问题。中文系教授曹文轩,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曾多次获得各类大奖,并译成多国文字,发生重大影响;同时他深具理论素养,有多种理论著作出版。“小说的艺术”是曹文轩承担国家教委八五规划的一个科研项目,2003年有《小说门》一书问世。作为通选课多次开设的“小说的艺术”,是他结合小说创作的深切体验,对其中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理论问题,全面展开,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把学生引入小说探究和赏析的一个新天地。

 

一、加强小说理论的内部研究

在序论部分,曹先生首先区分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所谓外部研究,就是文学作品与政治、历史、社会的关系,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以及作品的生产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而内部研究,是就文学与文学性本身,深入文学作品的文本,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文学创作的方法、技巧,和语言的节奏、旋律等方面的研究。外部研究无疑也是必要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应当同时开展,二者相得益彰。“小说的艺术”是小说创作论的研究,是关于文学与文学性本身的内部研究,这种研究更有其必要而迫切的意义。

首先,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往往是诗论占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的几部经典文论,主要阐发关于诗的见解,诗学也几乎成为西方古典文艺学的代名词。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历来被轻视,身份卑微,似乎难登高贵风雅的文学殿堂。在中国,“小说”二字作为文体的名称,本含轻蔑之意,就是讲些提供消遣、无关紧要的话,多属“闲谈奇事”之类。小说家也因而受到调侃和嘲讽。由此,小说的理论与批评,历来是空缺或薄弱的方面。不过,自20世纪以来,西方的情况有所转变,大约90年代以后,由于小说美学、小说修辞学等不同角度的建构,西方的小说理论与批评已逐渐兴盛而达到极高水平。然而,中国的小说理论与批评,至今未能系统展开。究其原因,固然与国内现代小说创作不够发达、缺乏有关的理论思考与评论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对小说理论与批评缺乏自觉意识,力量十分薄弱。因此,“小说的艺术”,是为建设中国的小说理论与批评出力,这在国内文学理论领域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是系统研究的开端,正如曹先生在《小说门》的“绪言”中所说:“我只能站在西方同仁的肩上而不是站在我的同胞的肩上。”他是立足于自己对创作经验的总结,参照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展开对文学和小说创作理论的阐述。

其次,曹先生认为,国内文学界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大潮”和“时尚”,即以外部研究为特点而脱离文学本身的文化批评,可称之为“大(或泛)文化批评”。由于这种“大而无当”的批评的过分运用,就容易形成批评上的独断与霸道,而且容易导致学风的浮泛化。由于这种倾向的注意力不在文学本身,而只在文学的泛文化意义。文学与环境的外部关系上,久而久之,也会造成对作家劳动价值的不公正的评估:“一些实无文学价值可言的作品,由于被过度阐释而走俏,而一些颇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却因为没有得到应有的阐释而被遗忘和冷落。”1)

然而,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的言论,或者俄国19世纪一代文学大师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论著,还是我国一些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家的著述,都始终没有离开文学的内容,却正是围绕文学本身而展开的。“小说的艺术”正是要使文学的理论与批评回到文学本身,“做一番本来意义的文学研究。”(2)

 

二、尊重小说艺术的民族传统

小说是怎样诞生的?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落后国家的文学研究多以西方的原则为尺度,形成某种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而“眺望西方”的姿态,以为小说的近现代形式,多是来自或得力于西方小说的创作,甚至是直接模仿西方小说的结果。这显然夸大了西方小说的影响与作用。曹先生以日本和中国的小说创作为例。日本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被视为“孤立的”杰作,前后左右未见与之相当的作品。它写于1001至1008年间,比中国的《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方最早的小说集《十日谈》都要早三百多年。当时的日本,主要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与西方文化尚无接触,《源氏物语》可称为世上“最早之散文长篇小说。”(3)(中文译者丰子恺的论断)它确是地地道道的小说,并且是具备近现代形式的小说,书中第41回的“空缺”(只有题目,没有内容),与现代小说的相关概念吻合,看来是作者有意留下不写的。书中某些感情,心理描写之细腻,也不亚于现代小说。又如川端康成,他的小说属现代形式,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但从传统的角度看,却更容易发现他的小说与《源氏物语》以及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可见仍是日本精神和文化的产物。我国的《红楼梦》,是小说史上突然出现的巅峰之作,与西方文化基本无关。至于鲁迅、沈从文等人,尽管受过西方或俄国小说的影响,但仍是独立创作,更多地表现浓厚的中国气派。

从源头上说,人类生活本有许多事件发生,而人们又有叙述故事和倾听故事的先天性欲望。所以,有事件就会有故事,“我与故事一起出生”。小说离不开故事,小说是用文字对故事的大胆而奇特的改写。可见故事的永久存在,便决定了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不可避免,小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自然形式,是各民族精神、文化的产物。因此,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小说和小说史。

曹先生还指出,在小说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上,中国古典小说中也有不少足以与西方小说比美的东西。如宋元话本中的“入话”,即用别的故事或诗词作为引子,引出后面的故事,而与后面故事的情节无关,却在精神、要义上一致。又如中国古典小说中运用的“挿曲式”、“串联”、诗词与散文相伴等技艺,也是很有特色的表现形式。“《红楼梦》、《金瓶梅》等小说,将诗词曲赋自然而恰当地嵌入散文叙述之中,构成了中国小说的特殊魅力。”4)这样形式的某种“雅兴”和“意境”,正是中国小说的传统特点和长处,需要我们做出理论的解释。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却把目光只集中到西方小说的技巧和范畴上,而放弃了民族优秀遗产的解释和研究。曹先生特别指出的奇特现象是:我国文学史中的某些宝贵因素,还是通过西方人的解释才被我们发现和重视的,这实在令人遗憾。只有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深入开展本民族小说史的分析与研究,既认真吸取其他民族的合理成分,又充分继承本民族的优秀遗产,这样才能加强民族自信心,在文学、小说的创作和理论研究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展开小说创作的方方面面

《小说门》,或是“小说的艺术”,是内容丰富的小说创作论。它总览了古今中外的小说,又以现代小说的创作为重心;既饱含小说创作的亲身体验,又着力于创作理论的基本方面;既叙说创作的技艺,又进展到理论的升华;既有历史经验的概括,又有当代思潮的评议。这里涉及小说创作的一系列范畴和理论问题。

在“经验”与“虚构”中,曹先生充分阐述了个人经验是小说的依据。与诗歌、戏剧等相比较,小说是“书写经验的最佳文体”,“最具写实能力的文体”。所以,小说家既要有足够的经验,又要善于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对自身经验推心置腹的倾诉,定会引起读者的信任和愉快。每个人的经验又都独特而新奇,小说创作便必须坚决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政治化的倾向,反对模仿,因为这背离个人经验的独特性和小说人物的个性。曹先生还区别了“经验”与“经历”,经验来自经历,又是对经历的提炼。经历不可重复,一般不可预料,经验却可反复出现,并需自觉积累与思索。经历丰富的人不一定经验丰富,这要看人的主动性和提炼能力。这种分析不但对小说创作有益,而且对青年学生的人生道路有启发。但是,经验并不排斥“虚构”,正是二者方向不同的关系造成“美丽的张力”。经验支撑虚构,虚构又使经验得以升华而“摆脱了平庸与无趣。”“想象”是虚构的另一种形式,从神话到小说,无不依赖于想象。想象依虚构而生,虚构又正是要保持人类的想象力。小说是对想象力的操练,却不能脱离真实性,而应保持“似真性”,“似真性程度越高,就越能留住读者。”

“时间”与“空间”是哲学上长期争议的范畴,作为小说写作的范畴,又别具特色和深度,由于不能单独直接观察,更显朦胧与难处。小说所描写的情感,应属时间而非空间概念,但如欢乐、激动、沮丧、苦闷等情感因素,呈现相互掺杂、渗透的状态,曹先生用一特殊的词来表达:“渗延”。小说在用语言陈述情感或剖析人物心理时,不免将非空间性的情感空间化,而小说又采取一系列“对策”,如“模糊处理”、“暗示”、“沉默”、“关注动作(行动)”,等等,来防止这种情感的空间化。中国小说的特点和长处,在于通过人物动作来刻画人物。如“黛玉葬花”,便是一连串动作,表现她的寂寞与悲凉,以清晰的动作,显示“渗延”性的内心,时空互变,颇为奇妙。小说将故事时间纳入叙事时间的框架,常作剪裁,可任意改变方向。呈现在纸上,像是一场时间的游戏。写作首先面临时间起点的选择,从何入手?事关重大。可从“中间”入手,也可采取“顺叙”、“倒叙”、“预叙”等方式。时间又与事件进展的速度相关。小说之生命与魅力,在于速度之变化合乎节奏,节奏感便是一种美感。小说家偏重加速或减速,而一般不取均速,意在变化中加强节奏感。有时留下“空白”,便总体时间缩短,控制篇幅,并激活阅读的兴趣。“场面”成为小说的单元。《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着重写大场面,鲁迅的小说着重写小场面。二者各有长处与局限。小场面难以表现宏大规模与气势;大场面则难以表现生活静观和情趣。小说还设置“异境”——特别空间,如《鲁宾逊漂流记》、《蝇王》等,重组或虚拟空间,以便观察和揭示人性。总之,时间与空间,在小说写作中是哲学色彩最浓的范畴。

为揭示小说写作的技巧与规律,曹先生又论述了“悬置”和“摇摆”。哲学不叙事,小说忌论理。然而,人却有叙事和论理的双重欲望。由于论理带来看穿事物、澄清迷乱和发现奥秘的快感,人们便难于单纯的叙事,小说也难于摆脱判断。作家应当隐蔽自己的观点和判断,这便是曹先生所说价值判断的“悬置”。中国自古就有“含而不露”的说法,最初用来说明诗与画,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由于“含蓄”,就给读者留下寻觅与探究的空间,从而产生兴味与魅力。这一点对教学也有启发。教师讲课常常讲得太满、太露、下判断太早、太肯定,不给学生留下思维和质疑的空间,是一大缺点。至于“摇摆”,则与“孤度”、“振荡”、“旋律”等词相关,是小说进展的动力与方式,也可看作不同世界、意识之间的对话。《红楼梦》中的精彩对话,至今值得玩味。古典小说家们常常从艺术技巧上谈到的对比、衬托、回合等等,便与“摇摆”有关。小说中故事情节的途径、“引人入胜”的路数,都呈现摇摆的状态,依循摇摆的法则,即反复地作肯定、否定、肯定、否定……,呈现弧度不一的曲线。这种情节的摇摆和反复的回归,便形成一种韵脚,产生与诗相仿的旋律感。人性的深度正体现在这种没有尽头的摇摆、曲线和旋律之中,并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意,提供选择的余地。正是在多种可能和选择的震荡中,作者与读者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在曹先生看来,小说的深度与力度,光彩与精神,都离不开摇摆的行程。这正是小说写作的基本技巧与规律。

最后讲到小说中的“风景”。无论东方与西方,风景历来是小说创作的有机部分。十一世纪初的《源氏物语》,已将风景写得细致入微,令人神往。《红楼梦》可说是风景描写的经典。风景描写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如引入与过渡、调节节奏、营造气氛、烘托与反衬、静呈奥义、孕育美感,等等。可是,自工业文明时代以来,自然风景日趋压缩,生态环境遭破坏,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失去风景的空间里,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意识逐渐发生变异。人们对自然逐渐失去崇敬之心与和谐之感。接近自然,或是出于功利之心,难免矫揉造作,已经失去古人面对自然的那种静听与默察、潜读其奥义的态度了。现代小说中的风景愈来愈少了。面对这个“失去风景的时代”,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曹先生在整个讲课中还讲了很多故事,包括小说名著中的和亲身经历的,每个故事都结合小说创作的原理和经验。他的观察特别深入而细腻,表述得又是那样亲切而动人,因而对学生很有吸引力,极富趣味性。他还介绍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小说作家和名著,揭示了其中的特色和奥秘,便于学生课后去阅读和体悟。对提高学生的文学和理论思维能力,增进人文素养,极为有益。除期中考试的文章作业外,期末考试便是每人写一篇小说,其中90分以上者,可集结成书出版。“小说的艺术”是通选课中极受欢迎的课程,并且吸引了不少校外听众。

 

参考文献:

1)曹文轩:《小说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第7页。

2)曹文轩:《小说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第9页。

3)见丰子恺所译《源氏物语》的“译后记”。《源氏物语》中文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1289页。

4)曹文轩:《小说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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