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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做事,本色做人——访生命科学学院吴鹤龄先生(上)

guo  2010.03.26   名师名课   2 条评论 总浏览数:7,639

 

摘要:本文是对吴鹤龄先生访谈的上半部分。吴先生首先缅怀了前辈学者的高风亮节,以及对自己的言传身教,并讲述了自己几十年来在教学、科研上的体会和思考。吴先生认为讲课要顺畅易懂,才能让学生一步步顺着教师的逻辑掌握知识的脉络。对学生辅导方面,吴先生主张要有耐心,适当点拨,引导学生自己思考、自己动手,有所收获,增长信心与兴趣。吴先生还特别强调了教学与科研都要打好基础,不能急功近利,才能有所成就。老一辈教育工作者坦荡的胸怀,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有教无类的治学态度都令我们折服。
 
一、严师大爱:怀念李汝祺先生
记者:吴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走上遗传学研究道路的?
吴老师:中学毕业后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法文班学习法文,但是我很不喜欢,所以只读了一年法文,1949年考上了燕京大学学习生物学。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合并到了北大,我也就转到北大生物系了。我们燕大那时候还是英美制,不分方向,到四年级再跟老师做论文决定自己的专业方向。那时候学生也非常少,我们一个班才八个人。不像现在,学生太多了,老师就很难照顾到每一个人。
我刚开始到北大是跟陈桢先生,他辅导我中国生物学史。陈老学问广博,中文底子很深厚,他用的资料都是文言文,我们文言文不好,读的真是很辛苦。不久,陈老病故,我就被调到李汝祺先生门下的脊椎动物教学小组当助教。李先生为人做事非常低调,从不张扬,但对学生非常严格,对我们影响很大。记得当时我做了点儿社会工作,常常在上班时去开会,他就跟我说,“你屁股不在板凳上,怎样能学习好呢?你怎么老是屁股离开板凳?!”。在我们办公室,一般是没声音的,甚至连外面的人来找他,都要很小声地说话。他天天都安静地读书和写东西,还按时休息和到户外活动,非常规律。他书桌上东西很多,但是很干净整齐,什么东西放在什么位置都很有条理。李先生默默教学一生,教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
记者:吴老师您能具体讲几个李汝祺先生治学上的典型事例吗?
吴老师:有一件事情我记忆深刻。我们那时候没有实验用的纯系果蝇,只能从匈牙利引进,弄到果蝇之后,由我负责培养。在初期培养过程中,偶尔出现较大的果蝇,我未当回事。一次李先生指出这个现象要我解释,我就回答“可能是营养造成的个体间差异”。李先生说“你不要马上回答我,说话要有根据,也可能是遗传变化引起的。它们的后代是怎样的?实验验证后再回答我。”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并把较大的果蝇分开饲养,结果其后代都是正常大小,证实没有发生遗传变化。我把这些事实向李先生汇报,李先生笑着说:“你初学遗传学,要多学习、多观察、多思考,说话一定要严谨,养成良好的科学习惯。”李先生善于从这类小事中来启发你科学的思维方法,不可以想当然。李先生这种让学生自己思考、自己动手的引导方法,对我以后自己从事教学工作受益很大。
我觉得李汝祺先生还很有骨气。那时候因为政治因素影响,在大中学校内只讲米丘林和李森科学派的主张(注:米丘林和李森科是苏联遗传学家,其理论与摩尔根学派有根本分歧。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受到苏联影响,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也曾一度支配过我国的遗传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摩尔根学派所讲的普通遗传学受到打压,以致严重地阻碍了我国遗传学的发展。李先生是摩尔根的学生,深知遗传学原理,他坚决不讲米丘林、李森科的所谓遗传学,宁愿中断遗传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进行其它学科的讲授(如动物学和畜牧学),也要坚持尊重科学事实。1956年由于毛主席“双百”方针的提出,国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青岛会议后,开始扶持摩尔根遗传学,在大学校内设置了两个学派的遗传学课程。回校后李先生开设了摩尔根学派的普通遗传学课程,同时系里安排我做李先生的助教,我开始系统地向李先生学习遗传学。当时由于某些原因外请的米丘林遗传学课程的老师不能来任课,系里同时又安排我去讲,我很为难不愿去。李先生对我说:“既然教学计划安排了,就要有人去讲,这符合百家争鸣的政策。符合科学规律的东西谁也扼杀不了,不符合事实的东西终必垮台。真理是越辨越明,坚持真理的人更要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鼓励我不要怕,照本宣读就可以。
李先生为人正直,坚持原则,又豁然大度,宽以待人。例如,他在担任全国遗传学会主席时,坚决执行“双百”方针,不计前嫌,从不打压米丘林学派的同仁。李先生的科学精神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这些年轻教师,使我们终生受益匪浅。可以说我能在李先生门下学习遗传学,真是非常幸运。
 
二、教学经验谈:熟能生巧,有教无类
记者:您还记得您刚开始讲课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吗?
吴老师:我们那时开始讲课前要经过很长时间一遍遍地听李先生的课,记笔记,不时李先生还要拿去看看记的怎么样,是不是真正理解了。每次课后我们还要对学生进行辅导,从而加深我们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李先生还经常组织小组成员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通过阅读文献系统地讲述给大家听,并进行讨论,同时李先生还要逐个加以点评,以提高我们的讲课能力。这样我们就一点一滴的从各个方面积累了讲课的能力和经验,再经过逐渐增多的教学任务,就有独立讲课的资格了。李先生对我说,讲给别人听的内容,自己先要理解清楚条理,才能让人容易接受。他每年的讲稿都要重写一遍,修改讲稿,并加入新内容,使同学能更清楚地理解讲课内容。所以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讲课一定得充分准备,不敢有半点偷懒的念头。讲课不是科研,科研不需要你的研究对象对你有兴趣,只需要你去想办法认识它;而教学面对的是活生生的、有思想的学生,让学生喜欢你的课,对你讲的内容感兴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讲课真的是一门艺术。
记者: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想请您谈谈您的经验与体会。
吴老师:我觉得讲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要吃得透,上课不能打磕巴儿。我很佩服那些说评书的人,他们能把书的内容背的非常熟,讲得头头是道,特别生动。他们的感染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整个故事烂熟于胸,吃透所讲内容,因此手势、语调都会让你觉得很自然。同样,上课也要做到一种你对讲稿内容很熟,自然而然就讲出来的状态。这可得下功夫!我备课的时候,常常自己呆在屋里,把整理好的讲稿自己练习、复述二三遍。讲课跟说书还不一样,要有完整的体系和逻辑,内容也要经常调整。要把已有的成果变成听课人的东西,就要把它内在的规律性抓住,一步一步,由浅到深,一气呵成,这样,学生才能顺着你的这个逻辑一步一步深入地听进去。如果讲的时候时常磕巴,或者不断停下来看讲稿,学生的思路也就跟着停了,影响课堂效果。
第二点,我不太赞成临阵发挥。临阵发挥的内容很可能是不严谨的,会对学生产生错误的引导。而且即使是对的,它也很难和前后的内容保持内在的逻辑联系。讲课的时候,你要想清楚这个课要解决什么问题,要告诉学生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讲课不是讨论,尤其是基础课,和专门化的讨论课是不一样的。我基本还是老一套的教育方法,没去顾虑别人说我这么做有没有启发性。我觉得,如果你讲的能让学生有兴趣,能让他听进去,他自然会去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这也是启发性。
第三,上课要大白话,用简练的话语把例证举出,说明问题以及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了,不能太文绉绉的长篇论述。我讲的课学生都很爱听,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上课都用大白话,深入浅出地讲。
记者:提到“启发式教育”,现在可是大力提倡。吴老师,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吴老师:这个问题一定不能表面化。现在讲教育方式最主要的有两个:所谓注入式和启发式。一般说中国都是注入式或灌输为主,人家外国都是启发式。而且,人们往往认为只有启发式才能造就像钱学森、或诺贝尔奖获得者那样的大师。老实说我到现在也没有分清这两种教学方式。一个初学者一定要教给他必需的基础知识,不然的话,你如何启发他都不会有好的反应和想法。反之,一个劲填鸭式的传授知识,养成他不动脑子,事事信赖书本和老师传授的知识,全无主动思考问题的愿望,岂不变成了书呆子?
现在的孩子像一个个学习的机器,他们对多变的世界的好奇心被一扫而光,主动学习兴趣全无。这些学生到了大学,像我这样的教师,也不知如何运用启发式教学,只是把自己的课程知识用心整理后,完整、系统地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听懂,对课程内容有兴趣就很满足了。让学生思想普遍地活跃起来,对学习的知识感觉兴趣,对未知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和探索的愿望,这恐怕不是一个老师和一门课能做到的,需要从中小学开始的教育体制上的根本改革。
当前大家都认为,英美的教育方式是启发方式,而且是成熟有成效的。现在从国外学习回国的精英很多了,他们都亲身经历过国外的教育。请他们总结一下国外大学和研究院如何进行启发式教育的,这应该对我们改革是有很大益处的。另外,也可派一些有教学经验的教师(要有教育专业的)去国外几个有名大学进修学习,考查一二年,系统地上上他们的课,与国外教师讨论交流,亲身体会国外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到底是怎样的。我很反对一个领导带着访问团,走马看花式的出国考察,回来作一个笼笼统统的报告也就完了。这样做不解决问题。
我在剑桥待了一段时间,听了一些课,他们讲课也讲例子,但只是点到而已,讲得非常快,不像我们这么详细。但老师会给学生很多文献让他们看,会给学生很多空余时间看文献。国内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很多内容,国外学生都是自己在文献阅读中自我学习得到的。所以在我看来,能引起对所学问题的兴趣就是真正的启发。所谓启发式教学,就应该是要引导学生对教学内容有兴趣,产生进一步探索的好奇心和动力。
记者:您能具体讲一下您在教学中是怎么引导学生的兴趣吗?
吴老师:学生对于某一门具体课程的兴趣程度不一样。对于兴趣小的学生,有可能一遇到困难他就不干了。这时候最主要的就是要对他说明要做的事情的意义,指定他去挖掘一些他能做到的东西。可以打个比方,就像自行车卡住了,他怎么也弄不好,你就要告诉他传动的原理,然后给他一点小的提示,问题可能在什么地方。他试了之后成功了,下次自己就会处理了,而且可能还会去想加速、润滑之类的问题。看到学生没兴趣了,你就要去了解是什么导致的,然后想办法激起他继续下去的兴趣。学生常常是不懂自己工作的意义,或者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所以才没有兴趣,不愿意去做。老师要做的就是要他进入,让他知道意义所在,然后带着他做,或者请高年级同学帮他一下。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他得到回报了,看到问题了,就会有兴趣的。
我最后带的一个研究生,现在美国费城。她本来的研究方向是细胞,但她导师忽然生病了,需要换导师,系里希望我收下她。虽然我主攻的是遗传,也还是把她收下了。过了一年,她在军事科学院的做细胞方面科研的同学做出了成果,而她在我这里做的是转基因动物,技术较难,研究周期长,不易短时间出成果。而且她本来学的不是这个方向,相比之下就更难。她工作很努力,但总是做不出来。她非常着急,总是说,“吴先生,咱这个题目,做不出来!我已经做了一年了,还有两年不到的时间,怎么办呢?”还说,军事科学院可以给我们提供科研所用的细胞品系,自己可以做那方面的研究。我希望她继续工作下去,但跟她说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一说话,她常常打断我。我就跟她说:“好!我给你两个星期。你去设计这个问题怎么做,需要什么条件都写出来。”两个星期以后,她自己承认,在我们这里的条件,她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然后,我就再次给她讲转基因动物研究的意义,告诉她我们这个领域的研究就是长周期、成功率比较低的领域,确实有困难,但是也有很多成功的先例。之后,让她上生化大实验暑期班,加强生化技术能力,并多加指导她的科研工作,使她的科研信心增强。她对科研工作有了兴趣,整日工作,最后她的论文还得了卫生部畜牧业的一等奖。
我还有个学生,本科在四川大学学的是生化,他来北大考生化专业的研究生,笔试成绩是最好的,但是面试成绩不太好,生化那边不要他。系里与我商量后,对他说:“你到吴老师那儿去吧”,于是到我的实验室了。他可是很有抵触情绪,再加上这个学生普通话不好,不爱跟人交流。当时我时常会把学生都叫到我家里去,大家一起吃饭、聊天,很愉快。但是他总是自己一个人在另一个屋子里面,说是人多太吵了。我跟他讲:“你也要到那边去玩。你这样总一个人,对你也不好,对大家也不好。你总要跟大家交流嘛。你有什么问题,你总要跟好的朋友,跟同学说,跟我说,也可以跟我爱人说,你这样不行。”我要他跟大家交流。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除了人际交往方面,他对他的科研也无兴趣,因为本来他是生化的课题,我们实验室虽然也接近生化,但是有一半是生物学遗传问题,他不感兴趣,这也只能慢慢教给他。但最大的难关是他总是心不在焉,第一年,他做实验大都做错了。教研室的老师要放弃他,但我坚持着,决定留下他。因为我去四川大学讲课时,那里的老师都说,他是他们那儿最好的学生之一。所以我相信这个学生还是有希望的。之后,我私下里单独地跟他谈了五六次话,知道他很喜欢篮球、足球,之后我就让他每天去做做运动,好让他脑子不钻牛角尖。也告诉其他研究生多多跟他接触。就这样过了一年吧,他各方面都逐渐好起来了,对自己做的研究也有兴趣了。后来,我以前在美国的一个学生要招一个研究生,我就把他推荐去了美国。他现在在斯坦福做研究,各方面都很不错,和从前比,整个变了一个人。
记者:那您还记不记得在您教的学生里面,有没有特别优秀的学生,他们都有什么特点?
吴老师:有。我觉得优秀的学生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敬业,对工作或学习有主动性,老师一点拨,思想和行动马上就能跟上。当然,优秀的学生也都是很聪明的,敬业的、认真的态度使他们的聪明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他们自己会去总结,抓问题很准,而且肯自己去想办法。像有些实验,我都觉得没条件,但是我曾经有个学生,不晓得怎么想办法,自己到处找条件,结果还真做出来了。现在这样的学生很少,基本上都是要听你启发,你讲一点,他就做一点,很少有这么主动的。
记者:那您对平时的作业以及考试有什么要求吗?
吴老师:我觉得辅导很重要。我们上学的时候一般就二十几个人,现在越来越多了,都好几十人,但是辅导不能丢掉。在考试前辅导最主要的是去了解学生共同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不懂的人太多,那就要集体上课辅导。对于考试,我一直有点怀疑,觉得一次考试的分数不能真正体现出学生的水平。有时候我觉得某个学生学的挺好,可是考得不太好。我考虑过一个考试方式改革,就是考前给出比较多的题目,把每章的主要问题都包括了,让学生根据这些题目复习,然后考试就在这些题目里面挑几个。有人反对,说我这样做和漏题差不多,但我还是想试试。考试无非就是给学生打一个分数,如果考试能让他真正地复习一遍,不是很好吗?我在校外讲课时,试了一次,效果还好。以后就没有再做过。
 
三、关于耗子的故事
记者:下面想请您谈一下您做科研工作的体会。相对数理化而言,一般人对生命科学的研究缺乏真正的理解。过去的基础也比较差,您在科研工作上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吴老师: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对生物学研究来说,纯品种实验动物是非常重要的。从前有一个领导,想的很简单,说“你不是做耗子吗?你说要多少?二百只?就给你二百只!”但问题是,怎么样的二百只?大的、小的、老的、少的、有病的,这样一群小鼠,它们对实验条件反应不会一致的。数据没办法分析,也得不到可靠的结论。
国外搞科研,生物纯度要求很严。像实验用的小白鼠,都是有家谱的。但是在咱们这里,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些事情的重要,从前的领导,怎么跟他说也说不清楚。现在渐渐大家都了解了,要品种纯,又要品种全,但是建立这样的饲养房和日常管理都要花钱很多,很难办。我到英国剑桥大学Martin J. Evans实验室注:Evans,英国科学家,现任卡迪夫大学卡迪夫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因干细胞研究获得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学习胚胎干细胞培养。他告诉我,血清一定要用胎牛血清,胎牛血清里面有胚胎干细胞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一到了成牛就没有了。可是光胎牛,前些年咱们中国就搞不成。胎牛一定要从乳牛剖腹取出,而且一头奶牛只能取两次。中国的奶牛本来就少,很宝贵,根本不可能拿胎牛取血。而从国外买的话,实在太贵了。后来我们没办法,经我们实验室的尚克刚教授的努力,实验用初生小牛血培养胚胎干细胞,竟然也成功了。我们的创造性有时候也是逼出来的。
我还做过一个MT-1(Metallothionein I,金属硫蛋白I)基因转基因小鼠的实验。这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国内是首次,国际上也是刚开展的工作。这个实验周期长,实验技术方法也较复杂,花钱很多,成功率也非常低。可惜就差了一步,本来可以成功了,因为有一天耗子房的锅炉不开,没暖气,培育出来的小鼠都冻死了。这几个小鼠是我们二年多科研工作的成果,很是遗憾啊!我们已经很小心了,事前我带着人把窗户缝都仔细糊上,但条件实在太差,总有照顾不到的时候。
1986年以前我们科研条件是比较差的,经费严重不足,仪器设备老而不全,实验动物饲养培育条件和一些试剂也跟不上。86年后,由于参加了国家863科研计划,经费有所增加,但对于要求比较高的科研工作还是不够的。现在不同了,科研设备新而全,经费也大大增加,工作环境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我虽然已退休不能参加科研工作,但感到无限的喜悦和幸福。希望同仁做出最好的科研成果回报国家。
 
四、问题与思考:严谨求实,重塑科学精神
记者:您觉得现在大学教育与科研工作有什么问题吗?您有什么建议?
吴老师:跟以前相比,我觉得现在学校的一些工作有点儿重形不重质,对教学质量不如大楼建设那么重视。现在意识到教学质量问题,就强调基础课一定要教授讲,目的和愿望是对的,但我觉得不能形式化和一刀切。光是强调教授都要讲基础课,好像不论干什么事都得要教授才行。有的年轻的讲师讲课就讲得非常好。我们院的戴灼华老师和尚克刚老师,在评上教授之前,他们的“普通细胞学”和“细胞遗传学”就讲得非常好。反过来也是,一个教授可能对科研有很大的贡献,能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但是不一定就能把课讲好。所以我觉得,做领导的,要能看到一个人的才华、素质到底在什么地方,然后去发扬它、推动它,给他机会。想把教育搞好,领导必须是懂得教育和科学的专业人才,要开明、有远见,这样才能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我还非常不赞成要求博士生毕业前必须有多少篇论文的规定。我觉得,一个博士研究生,要让他做这个领域里面真正好的题目,不能凑凑合合。生物这个学科,周期长,有些很难的问题,确实不是两三年能够做出来的。所以不要光看论文,只要他有比较好的阶段性成果,就应该承认它。从原始材料一步一步地看,只要他是认真做了,真走过这些过程,那么即使没得出结果,我觉得可也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或者延期。即使他们的科研是负的结果,也是有益的探索,有科研上的价值。现在要求非得三年出成果,这太难了。想要培养出精英人才,一定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能太急功近利。太急功近利不但不利于出大成果,还会导致弄虚作假。
评价科研,要看科研本身的性质,不能光用成果和效益来衡量,这是经济学思维,对科研来说是误区和灾难。我从前做过辐射遗传,用射线照射母鼠的卵巢,剂量有 50、100、1000伽马,看小鼠的卵母细胞丧失到什么状态。这项工作只要把小鼠的种系弄纯了,个体间的条件一致了,照射剂量弄准了,基本上一定能有结果,最后只要数数这个卵子数目和卵巢损伤的情况就可完成研究,得到好的结论。人类的身高、手臂长度每个种族都有一个不同的均数。只要抽样方法正确,测量了一定的数目,就能得到正确结果。虽然这个比较简单,但服装厂的衣服就是根据这个数据进行加工的,可以说效益很大。
所以不能光从效益去看科学水平有多高,也不能因为多少年它都没有完成,就说没有水平。有些工作本身变数很大,风险很高,这样的工作,很多人就不愿意做,但对科学发展来说很重要。我觉得,要形成一个风气,一个氛围,使得年轻人敢去做,能耐下心来去做。有的人说,怎么有的国家科学家老出成绩,但其实都要几年、十几年的积累,只不过人家默默无闻的时候你没注意罢了。
做科研要坚持,要有耐心。我很佩服Mc Clintock(注:1983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她是研究玉米的,在几十年前就认为基因能移动,而当时普遍认为基因都是固定的,整个学界都对她的说法不屑一顾。后来分子遗传学证明了她的发现是正确的,几十年以后给她发诺贝尔奖。Mc Clintock就是相信自己的实验数据,坚持了几十年。我想一个科学工作者首先要说服自己,自己的工作是完全可靠的、可信的、可重复的,经得起别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检验。我很赞成现在我们饶毅院长的做法,他主持开了一门课,课程内容是说明某些经典科研成果的来龙去脉。我觉得讲课不能光说结果,而要把科学家怎么样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坚持下来的一些科研精神、道德操守讲给学生听。
我听人说,现在国内有的学生和导师见面讨论研究课题,导师给他几个题目让他挑,他就说,“老师,哪个题目我两年就能做出结果啊?”这样问老师是有原因的,因为不按时做出成果,得不到学位,社会、家庭对他会另眼看待,说三道四,压力很大。而在国外,学生是挑那些最有趣的、有些难度的、开创性的问题。国外学生难道不想要学位吗?不是的。我认为这是社会的影响,他们知道真才实学更重要,实现人生价值更重要,为此冒一点儿风险是值得的。
对钱学森钱先生,我很有感触。钱学森在国外也是顶尖人物,过得很好,而回来之后,他一天也没再穿过西装,就是普通棉大衣、中山装。生活简朴,一心放在宇航科研工作上,在两弹一星上立下大功。上一代人的爱国心是多么强烈,而现在,我们能有一半就不错了。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但人做事总要有点儿精神,要有远大一点儿的志向。总为眼前利益所驱动,怎么能成为大师?
老一辈科学工作者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国人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凑合、面子,这也是科研最怕的事情。我自己有时也难免如此,总是差不多就可以了。事情没做好,背后都有态度的原因。火箭上天,一个螺丝钉拧不紧都可能会出问题。
还有,在生命科学研究上,我们的政府一定得出大力气。国外主要是靠基金委员会,靠私人的资助。但目前我们的企业家的财富和意识,基本上还达不到那个水平。
 
记者:在大学里面,科研和教学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吴老师:学校要以教学为主,科研为辅,否则就象科学院一样只招研究生算了。虽然科研也很重要,但首先一定要重视教学。大学教员进行科研是提高老师的科学水平,也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有高的教学水平,教出高水平的学生。办大学是为什么?就是要培养人才。学生就好像一块含铁的矿石,经过中学教育,还只是一块粗铁;然后,在大学里,经过锤炼,炼成可塑之才、可用之才;到了研究生的时候,有了这个好基础,才能进一步加工为成品。大学教育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要为将来的工作和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大学生做科研,应该是为学业服务,是培养人才的一部分,不是为了其它要求而做的。而且我认为,“天才”的大学生更应该打好基础,以使其日后能成为真正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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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李桂森
采访时间:2009年11月3日,上午9:30-12:30
录音整理:徐月
文字编辑:陈泽宇,李妍,王玉彬,郭九苓,吴鹤龄
定稿时间:2010年3月12日,经吴鹤龄先生审订。
 
附:吴鹤龄先生简介

吴鹤龄教授,男,1929年出生,江苏镇江人。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曾任教委首届高等学校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及《遗传学报》《动物学报》编委,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国际生物联合会中国委员会委员。
讲授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及发生遗传学(发育遗传学)。以发生遗传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工作集中在四个方面:摇蚊个体发育过程中多线染色体“疏松区”的变化;北京鸭个体发育过程中的LDH同功酶的变化;北京鸭的四种HMG非组蛋白在珠蛋白基因表达中的调控作用;转基因小鼠的ES细胞嵌合体途径的研究。共发表50多篇论文,曾获中国遗传学会“优秀动物遗传学论文奖”。编著《分子遗传学简介》,《遗传学实验方法和技术》和《动物遗传学实验方法》;参与编写《基础分子生物学》、《少年自然百科辞典》。获1986年中国图书奖。
 
 

2 条评论

  1. 在生命科学研究上,我们的政府一定得出大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