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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现实,生于忧患——访城市与环境学院田昭舆教授

guo  2010.03.26   名师名课   2 条评论 总浏览数:7,725

 

摘要:田昭舆老师是北大老教授调研组成员。在采访中,田教授回顾了北大地质地理系的教学传统,感到北大当前教学中存在着几个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田教授认为北大地学教学上应该坚持重视实践的传统;科研上应重视内部协作,发挥团队力量,才能出“大师”、出大成果。
 
一、从北大教学传统看现实中的几个问题
记者:田老师,您是个老北大人了,能不能先讲一下您在北大的经历?
田老师:我1954年来北大上学,当时在地质地理系,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系里当助教、教学秘书、系秘书、副系主任,到1995年退休。退休后,院里面希望我能够继续做一些学工组工作,今年被聘为学校老教授教学调研组的一员。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地质地理系呢?
田老师:建国初期,国家需要发展,需要很多矿产和其它自然资源,而且我家乡是山区,所以对野外工作比较感兴趣。我当时报了化学和地质地理两个志愿。
记者:您还记得在北大上学期间,学校教学上有什么特色吗?
田老师:刚入学时系里只有一个自然地理专业。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的系主任也是学校教务长侯仁之先生从我们班选了包括我的6个人参加科研小组。他带着我们在北京西山和城区进行实地考查,看这个城市是怎么建设的,从元朝开始怎么规划的,北京周边的自然环境如何等等。二年级以后就分专业了,我当时到了地貌专业。教学上印象最深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当时我们系有两类实习,一类是教学实习,一类是生产实习。一二年级进行教学实习,包括普通地质实习、测量实习、地貌实习、植物土壤实习;三年级生产实习;四年级毕业论文实习。
记者:教学实习主要做什么事情呢?
田老师:主要是把课堂上学的东西用于实践。譬如测量实习,在学了高程测量、平面测量的概念与方法之后,我们就去今天的红山口(现在的军事科学院)一带进行实地测量,处理误差,画出地形图。植物实习是到北戴河,观察不同的自然条件之下,像乔木、灌木和草本等不同的植物类型。地貌实习主要是在大同进行。大同实习站是1956年前苏联专家考察后建立的,一直延用至今。这个实习站地理内容比较丰富,具体来讲,在那里可以知道大同这个盆地是怎么从湖演变而来的,周围的煤矿是怎么形成的,附近还有火山,火山在一百多万年之间喷发了多少次,等等。观测每一个地质点的地层剖面,一个点一个点的描述记录,再把点连成线,研究它的纵向也就是历史变化。然后是横向比较,得出整个区域的变化。我们国家火山群很多,但火山最多的最典型的是大同。地貌研究与实际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比如,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地区常是不毛之地,只在局部地方可以种点树或庄稼;玄武岩的弧形结构反映了当时岩浆的流向和原始地貌的高低,从而揭示了地下水的分布规律,我们从各村庄位置也可了解地下水与玄武岩的关系。野外实习的思路远比坐在教室里空想要活跃得多,很多东西是在书上学不到或体会不到的。
物理有物理实验室,化学有化学实验室,而地学,野外就是它的实验室。我们跑野外,能够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爬山、走路都很锻炼身体。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培养的学生视野相对比较开阔,性格也比较开朗,有韧性。
我以前经常带学生到大同实习,三四十年后学生还都记得在实习中学到的东西,知道测量怎么从点到线,怎么从线到面,知道这些研究和现在的农业生产或者是日常生活的关系。而且野外实习比较艰苦,所谓上山啃馒头,下山背石头。往往几个人一起出去,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培养的感情就比较深,团队意识比较强。
记者:现在的学生还有没有以前那么多的实习机会?
田老师:社会和科技都在发展,现在国家在强调教育改革,我们学校的课程与教学思想也一直在调整,比如课程要求有必修课、选修课、限选课,学分只能到150、140,这个思路是对的,就如同国家的宏观调控。但现在改革往往是一刀切,在微观上常常没有去认真的研究,每个院系都按照学校统一的要求,把课程缩减到要求的学时,却没有分析一下哪些课程和内容更重要。像现在城环学院和地质系把野外实习的学时减少了,我觉得不利于学生知识掌握与能力培养。我们讲因材施教,就要有重点,不能一味平均削弱。
教学中我现在还发现另一个明显的问题。以前我们院经常有讲座,内容比较前沿,时间也灵活,讲课的人可以请本校或外校的专家学者。现在改革过后,有些专题性的东西要成为一门课,讲的就相对比较全面,但重点不是很突出。院系也不太愿意请外面的人来讲,因为要花钱。请不同的老师来讲他们各自专长的内容,我觉得是对常规课程的有益补充与促进。
另外我认为现在通选课可供选择的虽然很多,有几百门,但一二年级的学生可能还不太懂课程真正讲什么或者自己真正想学什么,就只是看看课程名字有点兴趣,时间上也没有冲突就选。很多学生还会去问上一届的同学哪个容易考过,这就出现一种现象,容易考且给分高的课,选的学生越来越多。若该生不去或不认真听课也能拿到学分,这显然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真才实学。对于不认真听课就能得高分的问题需要研究。同时建议由教务处向学生推荐出若干优秀的通选、任选课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学校也应该有所引导。
记者:这二三十年来,我们把改革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兴利除弊,但学校有时把一些好的传统给改掉了或者削弱了,有些问题还有相当的普遍性。您或者其他老师有没有对院里或者学校反映过这种情况,领导的反应如何?
田老师:反映过,也讨论过,基本的解释都是一些客观原因,比如经费、工作量上的限制,部门之间难以协调等等。但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主观思想上没有把教学放在第一位,责、权、利在教学上没有明确的定位。
近三十年来,学校在贯彻“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育”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在,北大要求对本科生的 “全方位多元化”培养,使他(她)们将来成为各领域有创造性、会处事做人的中坚力量和领导人才。北大的潜力很大,但任重道远,要“摸着石头过河”,关键是如何进一步调动全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
 
二、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引进,重视协作
记者:一支优秀的教师人才队伍对教学与科研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北大也面临远比以前激烈的人才竞争。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
田老师:我的建议就是校领导必须亲自来抓引进人才的这个问题,不是光一个号召。蔡元培当校长时是他自己去请胡适,还有一些其它名人也都是他亲自去请的。校长有权威,他亲自去请和底下人去说是两码事。我认为,校委员会应该列出一个有水平学者的名单,甚至由校长出面邀请他们加入,想办法争取他们来北大进行教学和科研。
记者:您认为我们学校目前总体的人才状况怎么样?
田老师:我个人认为北大在这方面的危机意识不够。就像我们学院,在地理方面一直是全国第一,但优势正在逐渐丧失。近两年我们和第二名北京师范大学只差五分,过去都是差二三十分。我们知名度比较高的教授很多都退休了,或者是去世了,相对而言北师大引进外校和科学院的人才比较多,而北大新的人才成长得慢,人才引进也做得不够好。对重点学科引进人才的数量应该更宽松些。
还有,我们没有根据社会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有点“自鸣清高”。大家知道北师大的于丹,不管怎么样,她在电视上展现了她的风度和文采,对她自己和学校的知名度都很有好处。我知道中文系某些老师对她不屑一顾。
记者:您觉得我们的人才队伍主要存在什么问题?
田老师:主要是梯队性不强,就是个人写文章可能写的不错,但是很少和别人协作。咱们总体来说是比较强的,在每一方面都有些比较有名的人才,但是拿不出重大成果。每一行都有点名气,但都是老三老四,不是老大。在评院士的时候,评上的很多人是我们这儿毕业的,或者是到这儿进修过的。个人能力未必很强,但他回去之后是一个主角,能够组织一批人形成一个集体来共同搞研究,这样就能出大的成果。我们的好几位老师,个人能力都不错,却竞争不过别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形成强大梯队。
 
记者: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们学校的人才潜力还是很大的,但如何让这种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田老师:我建议围绕国家的重点课题把各个系的人才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就能够出大成果。就像孔子学院的事情,光靠中文系是不够的,必须校级领导出面,组织强有力的机构,才可能出更大的成果。如果院里自己组织就比较困难。
记者:没有一个好的梯队,顶尖人才很难冒出来,就像有了金字塔才有人能够站在塔尖上。
田老师:就好像是说搞原子弹、氢弹,实际上也是中央将各个高校、科学院等单位的相关人员集中在一起才搞出来。一个大课题往往牵涉到不同的院系专业,只有把大家组织起来才能有所成就。像《可持续发展》课题,最初是北大提出来的,由环境中心、地理系、地质系、地球物理系,还有文科几个系组合在一起研究的。研究的结果向中央提出来,其所起的作用还是很好的,但后来就没有多院系多学科的合作了。
我觉得学校可以总结一下科研、尤其是主持大课题方面的经验,就有利于出更大的成果。
 
三、教学经验:熟能生巧,寓教于生动的事例
记者:下面想请您谈谈教学方面的经验与体会。您是否还记得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情况?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田老师: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们教研室主任把关很严格,要求先到教研室试讲,然后才能够给同学们讲,而且开始给同学只讲几个章节,不是讲整门课。一开始试讲很紧张,那真是全力以赴,看各种参考书,观摩其它老师讲课。过了三年以后系里才让我独立主持一门课程。每次上课讲稿要修改好多次,内容已经很熟了,讲课时基本上不看讲稿。
就我自己的体会,在教学的头两三年实际上还是有点照本宣科,完成系领导交待的任务;过了四、五年以后才能够按这门课的重点和难的,有创造性地去讲。在讲课之初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觉得自己知识面太窄,好多问题研究得还不够深入。
记者:在讲好课方面,您有什么心得体会?
田老师:我自己的体会是,讲课时例子举得好很重要,最好能跟日常生活、社会有直接联系,学生印象就会特别深刻。譬如我讲关于泥石流的课,说到泥石流是怎么产生,就讲我亲眼看见的泥石流的过程,讲起来就比较生动。还有两个关于滑坡的故事:一个老太太提了鸡蛋去走亲戚,正好赶上滑坡,从山上滑到山下,人毫发无损,鸡蛋一个都没破。原因是山整体滑坡,她就象坐滑梯一下滑下来了。另一个故事是说,一次滑坡底下正好有母女两人在耕地,一看山轰轰地响,赶快把牛放了,两个人开始跑。牛和母亲是往两边跑,正好是往泥石流的边缘跑;她的闺女往前跑,想离滑坡远一点,但正好是泥石流的运动方向。最后她的闺女就给埋了,母亲和牛没事。为什么?因为泥石流的特点是前缘特别快,人跑不过它;两边受到阻碍,速度就慢下来了,所以往两边跑更安全。通过这些实际的例子,学生就知道滑坡、泥石流是怎么回事,遇到类似灾害应该怎么躲,相关知识也会记得特别清楚。
记者:您对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平衡是如何看待的?
田老师:教学科研应该是统一的,科研是促进教学的。比如我研究滑坡、泥石流、山地灾害,我每年研究的东西和我每年讲的内容都有所变化,研究的重点很突出,讲的就比较生动和深入。对教基础课的老师则要求有更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
 
四、专业前景:多学科合作,为国家建设服务
记者:田老师,地质地理方面的科研与应用的现状如何?地质勘探与地貌测量是不是做得差不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我知道北大地理系早就改成了城环学院,地质系合并到了地空学院。
田老师:这个比较难说。现在地质学不再是普查,地表的东西基本上清楚了,需要再深入地去研究地下的东西,已经不是十米二十米,是几百米以下的地质构造和矿产。地理学对自然资源的调查和经济地理的区域规划等也不成为国家重点了。众所周知,地质系和地理系都比较苦,因此地质、地理不是热门专业。以前就靠所谓的三件宝:锤子、罗盘、放大镜,还要靠两条腿。现在好一点了,有汽车,但还是要跋山涉水。
城环学院在地理学的基础上,往前发展就要和城市建设、环境建设、资源利用等方面有更多的结合,形成了现在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环境科学系、资源与环境学系、生态学系和地理科学系。
环境问题涉及地质学、地理学、化学、气象学等学科,牵扯人、地、空,三方面的关系,还有各种工业发展,必须有矿产、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的综合考虑,这些资源到底怎么利用,需要地质学和地理学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有指导意义,所以需要多个学科的综合,研究得更全面、更深入。
记者:北大有城市与环境学院,还有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环境问题上各自研究的侧重点在什么地方?
田老师:城环学院内共有五个系,其中只有一个环境科学系与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比较相近,但侧重点不同,前者更多的是侧重于水质和大环境的污染状况等的研究,后者主要侧重于大气环境污染、测试技术和环境工程等方面的研究。
记者:好的,今天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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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09年10月22日,上午10:00-12:30
录音整理:安胺
文字编辑:王英魏,余鹏,郭九苓
定稿时间:2010年1月5日,经田昭舆老师审阅同意。
 
附:田昭舆老师简介:

田昭舆,男,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1935年生于湖南湘西,土家族,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任副系主任,1995年退休。现在是北京大学老教授教学调研组成员。

2 条评论

  1. 这是一位令人敬佩的教授

  2. 匿名 says:

    田老师,学生向您致敬!祝您生活愉快!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