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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访政府管理学院包万超老师(下)

guo  2009.09.24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0,301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包万超老师采访的下半部份。在这部份内容中,包老师仍然以自己专业的视角,系统阐述了他对大学教育的认识及自己的教学体会。包老师认为,大学首先要明确自己教育的目的与目标,围绕这个核心进行教育改革。改革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正当性问题,即改革方案的制定要有改革所涉及利益群体的参与,否则不可能成功。包老师在课程设计与教学过程中也充分体现出了自己的专业精神,思路广阔而系统,采用基于事实与逻辑的教学方法,并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精彩摘录:
学生为了学分应付毕业,不断地来扩展所谓的知识面,毕业出来成了面面俱到的庸才。
北京大学要进行教学改革的话,必须使受到这些改革影响的人都成为决策的参与者。
只有抛开了讲义,抛开了PPT,才确保他每一节课都不一样,每一年都有新东西。
 
 
北大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记者:您说的非常透彻。下面想请您谈一谈您对北大教育宗旨的理解,以及对北大人才培养现状意见。
包老师:我觉得北大教师和管理层首先要明确,北大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大学最大的产品不是论文和著作,而是我们的毕业生。我们毕业生在社会上的口碑,比任何学术著作都重要。所以,我们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学生,就要成为北大压倒一切的主题。我的体会是这样的,北大的学生要想对自己和对社会都有意义的话,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是知识,第二是创新的能力,第三是感恩与责任感。我们都能看到北大的学生很聪明,知识面比较广,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要培养学生创新的能力,但创新能力来自哪里?怎么培养?我们的课程设置,重叠交叉的课程太多,学生为了学分应付毕业,不断地来扩展所谓的知识面,毕业出来成了面面俱到的庸才。创新能力的培养要让学生有一定的闲暇时间,不能把课程灌得很满,以便他能够发展自己的兴趣。
感恩之心与社会责任感是知识与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老北大为什么人才济济,为什么有优良的治学传统?就是因为师生始终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的工作成就,与他的人格道德修养,责任感等是不可分割的。
北京大学最大的产品是我们的毕业生,北京大学最高的荣誉是整个社会对我们毕业生的赞誉。这种口碑是无价的,也是北大最重要的资源和发展潜力之所在,这不是用多少个“九八五计划”,多少个国家级项目,就能够去取代的。我们的北大形象的好坏,不仅在于我们的研究成果。更加重要的是,由于一个教授、一个学生的表现别人可能就会对北大肃然起敬,也可能感到失望,因为别人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全面了解。
这个社会把最优秀的学生都给了北大了,四年以后我们说这个学生不行,那肯定是你北大有问题。这个学生没有创新的精神,那证明我们教授没有真正的启发他们;这个学生没有合作的精神,证明我们北大的人格教育很差。
 
要消除教学与科研的二元体制
 
记者:怎样保证教学质量,培养优秀的毕业生,您的意见是什么?
包老师:首先北大应该想办法消除科研和教学的二元体系。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北大是个研究性的大学,但是北大首先是个大学,大学就是要教书育人,要把教学和科研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看待。但是北大现在显然没有这么做,教学和科研激励机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教学挺好,得到的唯一回报,可能就是学生对你的尊重。但是这种回报是民间的,官方没有这个要求,只要学生评估中你不低于三分,就还可以继续上课。一个老师是否受学生欢迎,不影响提升职称和待遇,只是供参考。
北大在知识能力上并不缺乏好老师,他们能把一个学生教好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我们的制度没有激励,不能让所有聪明的老师、有能耐的老师,受到这个制度的指引,在教学方面来贡献自己的智慧,展示自己的热情,表现自己的经验。那你说是老师的错还是制度的错?很多教授可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科研上,因为这两种东西的效果不太一样。学生是公共产品,每一个学生都由很多老师教过,教学是个大锅饭;但科研是私人产品,文章你署了名,效果立竿见影。所以教学更需要特别的激励。
就个人来讲,我也曾追问,我还有没有必要坚持我的标准?我有这个疑问,也会有很多教师有类似的疑问,这说明这个制度有很大问题了。最后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优秀就是坚持。不管外在的制度如何,一个人能够从始至终都坚持,你就是有自己的品味,建立自己的品牌,这也是不可取代的。
 
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
 
记者:您具体有什么建议吗,怎么消除?实际上几乎上所有的老师对这个制度都有意见,但是为什么还能够一直在执行?
包老师:我觉得这和北大的决策制度有关。我认为北京大学要改革的话,要有一种改革的中枢力量,这种力量必须有正当性。改革涉及到每一个教师,涉及到所有的学生,所以要校方、教授和学生三方组成的机构,讨论、决策、参与教学改革。比如说北大目前的职称改革,本意是要提高我们的科研水平,一流水平的人才当教授,跟北大的身份相匹配。主要是针对副教授及以下职称的人晋升进行限制,这个改革既没有这些人的广泛参与,更不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利益,怎么有正当性?一大批人已经当了正教授了,然后突然把门闸关了,说以后三十几个副教授每年只给你一个指标。这是人为造成一种学术官僚体制,怎么会有活力?据我所知,2003年以后,北京大学已经没有破格提为教授的了。
北京大学要进行教学改革的话,必须使受到这些改革影响的人都成为决策的参与者。我们都是在博弈,你要那些参加博弈的人,都有制定博弈规则的权利。北京大学有民主的传统与作风,我们在推行教学和学术改革的时候,要解决改革者的正当性。没有正当性,改革不可能成功。
 
面面俱到不是人才
 
记者:您对目前学生负担很重的情况怎么看?实际上有一部分是学生自己的原因。社会上普遍的,甚至包括大学,都存在这种误区,就觉得学的东西越多越好,学得越刻苦越好,这样做对未来的发展未必是有利的。
包老师:我很反对这种对待学习与知识的方式,但确实很普遍。我的学生80%以上辅修第二专业,大部分辅修经济学。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辅修?他们说多学点以后好找工作。不管目的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学了这么多东西,付出的时间、精力是很大的。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是很有限的,所以每一个选择都有其机会成本。我们只知道有第二个专业可能找单位方便一点,但是如果不选第二学位,我把第二学位的精力集中来发展我的某个兴趣,产生的效果可能才是你真正需要的。
这跟我们的课程改革也有关。我们以前有一个很坏的提法,要求每个老师必须开出两三门课。一个老师开授两三门课,这个学院里面就有上百门课,但是你说知识有这么零碎吗?只会弄出很多没有意义的课程出来。所以呢,要提高教学质量,要让学生有创新的能力,课程结构一定要改革,限制数量,加强基础、提高深度。
记者:对,您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其实学校在这方面应该起主导作用,因为学生从高中上来,又没有工作经验,他并不知道怎么学习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更有利。
包老师:现在学生的想法是因为就业压力很大,学的多了以后,弄的简历内容更饱满一点。毕业生是量的问题吗?不是,是质的问题。我希望北大的本科生啊,不但给人的感觉是基础很牢固,而且讲起自己的专业兴趣的时候,头头是道,让社会上的人刮目相看,说不愧是北大毕业生。本科你做不到这一点就很失败了,我就担心学生毕业以后出现了一大批面面俱到的庸才。
记者:这确实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一个人只有成为专才,才有可能成为全才。才能不在于你记住了多少知识,现在的社会尤其不重要,因为资迅已非常发达。重要的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独到的见解,而这些必须通过深入的训练才能具备。
包老师:对,面面俱到,每一面都不深,怎么叫才呢?我对人才的理解就是看他在是否有某种不可替代性,你只有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的时候,你才是我们期待中的北大毕业生。事实上不用担心知识面的问题,只要把十几门基础课都学好,方向性的、分支性的学科你会毫不费力。
 
讲课需要独特的表达形式
 
记者:您的阐述简单而深刻,下面想请您谈一下关于具体教学方面的问题,您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等。
包老师:我今年已经毕业八年了,时间不算长,但是这八年我一直都在教学的第一线,我所担任的课程,教学工作量可能是整个学院最大的。因为《宪法与行政法学》这门课是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个必修课,一直以来由我来上。这八年来我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包括在职的MPA和官员的培训,都有一定的教学体会。
记者:您刚开始教学,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你如何成为一个讲课非常出色的老师呢?
包老师:我在当老师之前是有过一些教学方面的训练的。我本科读的是师范大学。我认为北京大学的教授贡献给学生的不仅是独特的思想,还应该包括独特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跟思想一样的重要。
记者:独特表达方式具体指的什么?
包老师:我认为一个好的老师,能让学生在毕业多年以后,不自觉地会想起你,想起你上课时的情景,这个老师的风采,谈话的声音,上课时候的动作,表达问题时跟别人不一样的技巧。在我们一生中能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应该不多,我上的学算比较多了,但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也只不过是少数的几个人,这少数几个人不仅仅是因为思想上某方面引起了我们的共鸣,他的风采,独特的个性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因为陈教授在上课的时候有一点给学生的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上课的时候会拿来几十本书,书里都夹着纸条,当他说到某个观点的时候,为了准确表达,他会把书翻出来引经据典。他不是把这些东西放到讲义里读给学生们听,也不是凭借他的记忆,来概括观点,而是直接把书拿过来。这样学生觉得既准确,又有更好的说服力,老师是下了狠功夫的。这说明形式很重要,教学要充分把学生的视觉听觉与思想都调动起来。
 
课程设计:视野与定位
 
记者:您的课程,整个教学过程是如何设计的?
包老师:我的指导思想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在建立这个学科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两种观念很重要,一种是空间观念,一种是时间观念。我上的《宪法与行政法原理》是我把《宪法》与《行政法》两门课程合起来,通常在其他地方,这两门课是要分开的。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从宏观上来讲这两者密不可分。再有,教师要为这个学科拟一个定位,找到学科的独特性和优势在哪里,把握本质与精髓。
记者:您能解释一下一个学科的“时间”与“空间”观具体指什么吗?
包老师:空间观就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横向视野一定要宽广,要处理一个宏观的问题,必须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讲好一门课,不能只懂得一门课的知识,一个教师只是这门课的专家和其他课程的外行,那这门课可能上的不好。我一直以来都是强调,要有一种相关学科的视野,要跨学科,没有跨学科的视野,看问题不全面,不客观,教学中学生也会发现很多问题,很多外行性的问题:感觉这个教授的局限性很大,视野很窄,也发现你只要超出你的专业就要出笑话。
比如上《宪法学》这门课程,对其他法律部门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要了解,并且要有一定的深度,不能超出你这个领域就出笑话。学生怎么能够学好这门课?我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要淡化专业,不能在法律体系里面来学宪法,因为法律条文本身是没有学问的,它的学问在政治、经济、哲学等学科领域。所以我感觉政经法管和人文学科,这些知识都要融会贯通,你贯通以后,你学经济学、宪法学,每一门具体的学科都很容易了。
我上课的时候,可能会挂出一幅很大的世界的地形图,你看了这幅地图后就可以理解地缘、经济、政治和宪法的关系,为什么每个国家都有宪法,但是只有一些国家实现了宪政的制度?为什么每个国家都宣称自己尊重人的权利,但是有些国家连最基本的社会低保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因为每个国家的地缘是不一样的,每个国家所占有的生存资源是很不一样的。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以上,可是中国的生存资源却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人均对比就更加明显。怎么能拿美国来跟中国谈福利制度呢?所以我认为要去试图超越学科的狭隘性,特别是社会问题都是紧密联系的。
时间观就是这个学科的视线一定要长远,要从学科的发展来看,为什么产生,发挥了什么作用,有哪些重大历史事件;还有要对学科未来的发展要有客观的分析与预测。
第三点,一门学科的目的是发现真理,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所以我们需要实证理论。实证,描述、解释一种社会的现象,会成为这门学科的重点,只有实证才容易有说服力。社会学我们知道有社会调查,宪法学实际上也是一样的。宪法制度是不是有制衡的意义?对于这个制度,我们的政府是怎么行动的?我们的人权保障制度是如何的?为什么中国的立法不公正?你说立法没有问题,有人变坏了,权钱交易异化了,这样的解释是很苍白的,一厢情愿的认为立法机关就代表公共利益的。只有基于实证理论我们的价值判断和我们的规范理论才能说服别人,重大的立法和执法问题都应该从整个社会体系上找原因。所以我上这门课希望更多的启发学生,来发现中国真实的宪法、行政法的现象,现实中的问题,然后来解析这种现象。为什么中国有这种现象呢,美国没有?实际问题我们未必都能够解决,但是我认为能不能提出来,能不能描绘它,能不能做出那种解释,这有很大的作用。
社会问题要求实证,你不能把理想或愿望当成真理。人类社会的民主原则也是经过充分的实证才确立的。
记者:对,您提的这个问题是社会科学比较普遍和根本性的问题。自然科学都要求实证,但社会科学涉及政治、文化与宗教等因素,往往忽略实证。打个比方,共产主义这种制度,这种理想,并没有在实践层面上得到过检验,把一种类似信念的东西作为国家的一个立国之本是否合适?
包老师:我们教育学生的时候,首先不要做价值判断,共产主义好坏我不谈的,但是我跟他们讲科学研究中实证和规范问题的区分。领域混淆经常是产生一系列错误的根源,我会撇开价值判断,指出某些问题在逻辑上的错误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说让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这在逻辑上是错误的。人生观是个价值问题,不是科学的问题,科学的发展观是可以的,但是人生观是不能跟科学来匹配的。还有“三个代表”里面的“先进文化”,先进科学还可以谈,文化哪有先进和落后啊?
我一直都不拿着讲义来上课,也不用PPT。我认为一个教授在上课之前,必须游刃有余的掌握了这个学科和他所讲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完全是准备来的,应该是不自觉地已经成为你知识和你的语言的一部分,假如离开了PPT,离开了讲义,突然不知道讲什么了,那这东西还不是自己的东西,是外来的东西。除非为了特别引用,比如说像陈平原教授一样,他拿出书来说第几页我读给你们听,除非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否则没有必要翻开讲义或者自己的PPT让学生来看。另外,我认为一个好的老师每一年的课,每一期的课都是不可克隆的,只有抛开了讲义,抛开了PPT,才确保他每一节课都不一样,每一年都有新东西。我感觉一个人最出彩的时候不是你在念或讲你已经准备的东西,是他讲的时候进入无人的境界,他不知道我怎么讲了这些东西,肯定不是在意料之中的。真正令我们感动的是这些没有准备的东西,即兴的发挥,发自心灵的回应,这些东西绝对不是有意准备的结果。
有人可能说我为自己偷懒作辩护,但是这一点可以弥补。我每期、每一年上课都先给学生发一本书面的材料,我的讲义。但是我跟他们说,肯定我讲的不跟讲义一样,一样的话你们看讲义就行了,来听我的课有什么用呢?有些很重要的法规而他们又不容易找到的,比如说《国际人权公约》、《美国宪法》我也印给他们,有些重大的文章我会也复印给他们。这样他们可以一面听课,一面可以补充一些书面的材料。
记者:你对学生有什么要求吗?
包老师:有一些要求。第一,我要求他们在课后必须阅读一些材料。为了确保一些重要的问题他一定读过,我还要求抄写,比如说《国际人权公约》、中国《宪法》条文、美国《宪法》、俄罗斯《宪法》。读了多少遍没有感觉,抄一遍什么感觉都来了。
第二,我对学生的考核,一个主要方面是有没有独特的思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认为考试的要求不是掌握一些死记硬背的东西,会出几道大的题目,这些题目是上课涉及到的,并且是很基础的问题,每道题都有很大的弹性。从解答中就能够发现,学生是不是带着问题一直在思考,而不仅仅是记忆有关条文、知识。
第三,我不赞成上课时候点名,我的课堂要不要来听课绝对是自由的。首先,通过点名要求学生来听课,这是一种强迫。那么从法律上讲什么东西才能够强迫呢?只有义务。但是接受高等教育是权利不是义务。你考上了北大,来听课是你的权利,只有九年初等教育是义务。其次,大学的课堂是一个思想的舞台,传播思想的人和接受思想的人都应该在一种自由的氛围中,点名也是违背这个精神的。最后,我不赞成通过点名来考核学生,扣分。北京大学应该是一个以结果,而不是过程来要求学生的大学,就是说我们在学生发展的道路上给他多种途径,只要最后能达到相应的水平。
记者:您课堂的听课率应该是比较高的吧?
包老师:感觉都来了,还有旁听的,但我想有人是来训练听力的(笑)。
记者:您平常如何训练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呢?我们学生从高中上来,说实话,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习惯,也不鼓励。
包老师:我认为,老师是一个榜样。你的见解,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每一节课都应该让学生感觉到你是面对真理的。比如说第一节课我就把世界地形图挂了出来,讲地缘、经济、政治与宪政。我们人类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的,而生存资源的分配又是极端不平衡的,这形成了现在世界上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文化。你这样讲,学生就想果然是啊,以前我们以为学宪法的话就打开条文来读,这个老师一下子把我们引到地理、经济、全球政治上来了,他一旦有了兴趣,很快就可以登堂入室了。
记者: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总会有许多学非所用的感觉,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包老师:我教过不少学生,听到很多类似的反映。他们感觉到学校的这套东西,跟工作的确有一定的距离,但工作业绩不错,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大学和社会在培养学生在分工上的差别。我们在大学里教授理论,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技术性的东西可能训练的少一点。技术层面的东西种类太多,变化太快,大学里教授这样的内容既不现实也不必要。技术性的东西要交给社会和漫长的职业生涯。毕竟,大学的职能是很有限的,只有社会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奔向的“最高学府”。
记者:好,多谢包老师,今天就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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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09526日,上午9001200
录音整理:安胺
文字编辑:余鹏,郭九苓
定稿时间:2009924日,经包万超老师审阅同意。
 
 
包万超老师简介

包万超,男,1970年生,广西合浦人,法学博士,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宪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2006年北大“十佳教师”。
开设课程:
1.《宪法与行政法学》(本科生)
2.《宪法与行政法原理》(研究生、MPA)
3.《中国宪政研究》(研究生)
4.《法律与行政》(研究生)
5.《实证行政法学–方法与材料》(研究生)
 
学术兴趣:主张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性研究中建立宪法与行政法学的学科自治性,致力于提出和解释中国宪法与行政法的特殊现象,并提出中国的特殊命题,注重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主要学术领域:宪法与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社会与中国宪政、公共选择理论与实证行政法学。
代表作:《转型发展中的中国行政指导研究》,《行政法论丛》1998年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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