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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李中华教授谈国学教育

guo  2009.06.18   名师名课   1条评论 总浏览数:7,811

 

摘要:李中华教授认为,在当前的国学热中,人们不辨精华与糟粕;而区分精华与糟粕,就要回到传统文化的内在本质,要在尊重文本原意的前提下加入时代精神,这才能继承和发展一个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李老师阐述了传统文化的特点,并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对于教学、当前的大学教育和管理等方面,他也谈了自己的经验与看法。
 
 
一.国学:精华与糟粕
 
记者:非常感谢李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这几年有一个所谓“国学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传统文化的价值。
传统文化对现代人来说有某种神秘色彩,再加上这些年只重经济与技术,忽视传统文化的教育,传统文化与现代人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鸿沟。我们想请有李老师解释一下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教育问题,如果面对大众,怎么用简明朴素的语言解释传统文化的本质?比如您所研究的《易经》,它到底是什么,到底能用来干什么,我们普通人怎么理解?
李老师:当前的“国学热”是一种积极的思想文化思潮,但对于一些人来说,也确实有一定盲目性。我们究竟应该吸收国学里哪些东西?“国学热”实际上是什么东西都出来了:周易的算卦,风水,推背图等,很多我们认为并不符合“先进文明发展方向”的东西,也一起随着国学热都出现了。很多人没有鉴别能力,只要国学就说是好的,尤其是只重形式而忽略了真正的国学精髓。就拿清明节的祭祀来说,祭祀本身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很重要的内容,儒家祭祀的本意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它有教化的意义,人不能忘了本,不能忘了自己的来历。但是现在呢,祭祀演变成什么了呢?祭祀烧掉的东西什么都有:股票,美元,彩电、冰箱、别墅、小轿车,据说还有纸糊的“二奶”,简直成了骗鬼的闹剧。这不是文明,而是愚昧。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本来这个口号是对的,但那个时候是连传统文化的精华一块儿去掉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受到西学的影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了我们对国学真正精华的吸收。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原来是一概扔掉,现在是一概地吸收。因此在民间也好,在大学也好,我们的教育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如何扬弃国学里面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不符合人文理念的东西?周易、儒学、佛学、道家,实际都有这个问题,这就需要对经典有一个重新的理解和诠释。
记者:您提到对经典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如何去判定呢?您在这方面是如何把握的?
李老师:首先啊,精华和糟粕不是绝对对立的,没有一个绝对标准,但在社会的一个时代中能得到一些共识。本来传统文化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和社会背景下生长出来的,任何思想内容都打有时代的烙印,随着时代的不同,它的评价可能也不一样。第二呢,和每个人的立场有关系。立场不同对不同东西的评价也不同。
我主张不要那么严格地去区分精华和糟粕,这个分法就有点走极端。中国哲学里面精华和糟粕是很难分割的,它们蕴含在一起。我们不说精华和糟粕,说我们吸收传统文化当中符合时代精神的优秀的东西,这样提可能更好。精华和糟粕我们以前说得太多了,而且可能把精华当糟粕,糟粕当精华了。比如说算卦,算不算糟粕?古人认为算卦解决人心理的问题,可能满足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求。从这意义上看,它还是有益的。但如果把算卦完全看作是准确的预测,把自身的责任、道德抛到九霄云外,那就不对了。“吉凶”、“悔吝”除了客观的条件之外,还有主观的原因,不是一个卦就能解决的。一个人整天做坏事,算卦算得再好,他也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古人就是这么看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我们去把握它、理解它,去鉴别精华和糟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学习。
 
二.国学的诠释:以文本为基础,以时代精神为延伸
 
记者:传统文化思想基本以古文形式存在,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即使专家之间,在某些语句的解读上也存在很大分歧。李老师您能否讲一下对经典的解读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李老师:解读经典,必须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有一个重新的理解和诠释,那就是发展。对传统文化没有新的诠释,就没有发展,那它就变成一个死的东西。现在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诠释的需要,也是迫在眉睫。但我们现在跟不上,我们的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忽视传统。现在传统文化只有文史哲三个系里还有一点,在哲学系就只有中国哲学教研室,别的还是以西学为主,其它的系就更不用说了。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传统文化的解读过程中有没有媚俗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普通人感兴趣的可能不是《周易》的核心思想而就是算卦,对佛学感兴趣的可能就是烧个香,保佑他升官发财。
李老师:这个现象太严重了,在佛道二教和《周易》的讲解中,都存在违背文本、违背规范和原理的现象。于丹讲《论语》,有人说是“心灵鸡汤”。我看于丹的国学普及工作还算好的,是有贡献的,因为她没有破坏性的东西,毕竟给人一个她的理解,她的理解都是从正面意义上去说的,这点应该肯定。现在有些人是解构主义,不是在解释传统,而是在破坏和瓦解传统。我们现在要拍《孔子》,世界上孔子的后裔和孔子研究组织,什么国际儒学会,四十多个单位给剧组写信,说孔子可不是一般的人,你们可不能用孔子来搞笑,那实际就等于毁了我们自己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一点点文化自信。现在有人借口孔子也是人啊,不是神,这话是对的,应该拍得有血有肉,但这跟用庸俗故事取悦观众是两回事。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我在报上读过文章说,美国人虽然可以拿总统来搞笑,但当他们谈到《独立宣言》的时候,没有敢耍弄的。我曾通过朋友向胡玫导演进言:如果拍孔子,搞成那种纯商业的运作,象戏说乾隆那样,那你们是有罪于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就是因为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几千年来已形成一种象征,他已经不是个人现象,不可以戏耍的。就文化意义说,一部《论语》可比于西方的《圣经》,也可比于美国的《独立宣言》,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珍惜它。我并不是说孔子是神,不能批评。我说的是对待文化、学术传统应该有尊重,不能自我下贱,自我捉弄,把自己搞成一个巫婆神汉的文化丐帮。
记者:对,现在文艺界有一种非常庸俗的娱乐心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有害的。一般人分不清历史文化与文艺作品的界限,比如很多人就把《三国演义》当成了历史。专家的意见应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百家讲坛”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目前争议很大。
李老师:这和讲解者自身的理解有关系,多数时候就是理解问题。比如于丹,为国学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她的口才很好,思维也很敏捷,但在她的讲说中也有不足。她的书叫《论语心得》吧,有人说,她不是讲《论语》,她是借《论语》讲自己的心得。比如她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小人”解释成孩子,这就是文本的误读了,历史上没有把文言中的“小人”当“小孩”解的。“小人”是和“君子”相对的,道德不够高的,修养不够足的,叫做“小人”,在古代,“小人”并没有太多的贬义。如果对文本理解错误,她的心得就不会准确。她的解读是一种新诠释,但是新诠释一定要得到文本的支持,并不能违背学术规范,这是当前国学普及教育中应该注意的。文本可以做这种解释也可以做另种解释的时候,诠释者可有一个诠释的余地,但文本说黑的你却说它是白的,这即是违背文本的错误诠释。
在不违背文本的情况下,加进一些现在的含义是允许的。比如老子说“不争”,不能说老子一概反对“争”,他反对的是恶性的争。老子讲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争”是什么?不争就是不要恶性的争、不择手段的争。如果是良性的竞争,努力按着客观规律做事,不掺杂私心杂念,不膨胀自我意欲,那就会立于不败之地,此即“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个解释我想也不会违背老子的原意,老子不是一味地反对争,他反对的是肆意伸张已意、无端造作是非、违背客观规律的争。
 
三.国学教育中的问题
 
记者:您除了给在校学生上课之外,也有很多面向成人的讲座,您觉得国学教育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李老师:国学是一个各种思想混杂的复杂体系,因此国学教育首先要有计划、有目的进行,以提高国民素质,培养道德情操,提高认知能力,增强民族智慧为目的,而不是以商业炒作、明星效应、敛财赚钱为目的;其次是有选择,国学内容多如牛毛,体系庞大象大江大海,如无选择,漫无边际,就会失去国学普及教育的宗旨;第三是要抓住核心,取其精华,积极引导,准确诠释。如《老子》五千言,思想有很多,核心的东西是“无为”。哪些构成“无为”呢,比如说“守柔”,“守雌”,“不争”,“不为天下先”,“致虚”,“守静”等等,皆可看作“无为”的内容。理解道家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就会把老子完全讲成一个消极的东西,实际上不能这么去理解道家。应该怎么诠释老子?老子,道家精华在哪里?他的“无为”要怎么理解?我们现在的教育不太重视这个,反而去鼓吹老子的“无为”就是少做事,甚至不做事。道家的“无为”,简要地说,就是在不违背自然、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的“为”,这就叫“无为”。“无为”它不是凭自己主观的想象去做事,不以自己的主观的欲望、视域、主观成见去强加给客观世界,这是老子“无为”最重要的内涵。“无为”是主观意识和客观实践的统一,不要违背客观规律,就是人的能动性不能盲目地发挥,必须遵守一个前提,这就是客观世界本来的面貌。因此“无为”,就是不要胡作非为,肆意妄为。
佛教也一样,佛教着重精神境界、精神修养,要达到一个境界,作为一个人要有一种宽容的、包容的、慈悲的精神,不能斤斤计较等等。不能把佛教讲成完全出世的,现在包括佛寺里面的一些东西,都不是很健康的。烧香、念佛只是外在的形式,按禅宗的理解,若心性不正,只能是念念成邪。因为学生还没有足够的人生阅历,对消极的思想没有较强的抵抗力,容易出现偏差。我们这里就有这样的例子,有的人出世思想特别严重,婚姻受到打击,事业受到挫折,接受了一些佛教思想的影响,最后他就要遁迹山林。其实他根本没有理解佛教的基本精神,不是要你“逃避”,而是让你“放下”,放不下内心的执着,世上无处可“逃”。
在教学上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学术本身的问题和大众对国学中儒、释、道基本价值和基本精神需求的区分。学术上我们可以也应该全面研究,但针对初学者或广大群众,就不能过多地讲消极的东西。在教学里,包括给企业家们讲课,我一直强调这个问题。讲《周易》便是如此,《周易》的精华不在算卦。算卦的东西灵不灵?它怎么能灵?我给他们讲《周易》说算卦不灵,他们就没兴趣了。要善于引导,不能投其所好,学习《周易》的目的之一,便是要破除对《周易》的迷信。我说没兴趣,你就不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最高智慧就集中在《周易》这本书里面。《周易》的核心是“变”的问题,客观世界在变动,所以人的主观世界也要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动而变。“易”字本身就是“变”,就是与时俱进,《周易》里面叫“与时偕行”。
现在讲《周易》,社会上太多人讲算卦、讲风水、讲命运、讲面相手相之类。算卦也可以讲,但讲算卦的目的应该是更好地理解《周易》最基本的精神。《周易》有很多名句,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没有变通,事物就不可能保持长久的发展,甚至要灭绝。《周易》的最精华部分,就是追求一种“日新其德”,“生生之易”,有“日新”才有“生生”,生生就是可持续发展。所以有人把《周易》的哲学理解成一种生态哲学、生命哲学,进取的哲学。
还有《周易》里面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是说自然天道的变化,赋予人和物以正常的本质和生命,因此要保持、调整和配合天地自然的变化,使事物保持并达到一个最高的和谐,这叫“保合太和”。追求的是最高的境界、最理想的状态,它是一个和谐的状态。和谐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及其社会思想的源头都在《周易》里面。当然不光《周易》了,儒家的六经里面,都强调和谐理念。和谐理念在《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及《老》、《庄》等道家经典中,都占有重要位置,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具普世意义的核心价值。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和注意的是,“和”不是现在某些人曲解的那样,一团和气,追求同一,它还包涵着共存的思想。“君子和而不同”,只有和谐才能共存,不是追求同一,同一就不能产生新事物。只有不同的因素相合,才能产生新事物。国学里面最具核心价值的理念就是和谐,“和”最终追求的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整体里又含有不同的要素,比如不同的意见。“和谐”强调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和”也要有“礼”、“义”、“权”、“时”等规范的制约,“和”不是无条件的,离开了“礼”、“义”、“权”、“时”的制约,“和”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中国哲学的特点与传统文化的自信
 
记者:现在高校管理都讲究量化,把教育分解成一个个可以计算的指标。这各种做法是不是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李老师:是啊,中国哲学不讲量化,这是一个弱点,也可能是优点。中国哲学没有对量化的界定,就是因为量化的东西太弱。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一般讲是整体的、有机的、动态的、联系的。《周易》就是典型,它把宇宙、社会、人生看作是一个整体。中医也是这样的思维,把人看作是宇宙的副本,小宇宙。这小宇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完全量化。西方哲学则是两分,天人二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哲学以《周易》为代表,是天人合一的。天和人联系太密切了,人类社会的活动不能离开自然,不能违背自然,这里的“自然”,可以引申为现代所说的自然界。《周易》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强调和合,不是二分的,不是对立的,是一体的,所以世界是一个有机的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不能截然的分开。
西方天人二分的哲学,重逻辑分析,重解析量化,遇事非要把这搞明白,给它搞的清清楚楚,你就是你,我就是我。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掺进来很多西方的思想。对西方思想也是要有选择的吸收,今天所谓的“国学热”中,不能热昏了头,不能排斥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西方中心论要不得,华夏中心论也是不行的。未来的人类文明应该是不同民族优秀文化的综合体、融合体。
记者:西方的思维方式无论在自然科学上还是西方哲学、社会的应用上都证明比较成功,关键是我们的量化模型太简单、太机械、太形式化,成了数字迷信。人生与社会都是高度“非线性”的系统,而在数学上,一个简单的非线性问题都是很麻烦的。中国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系统化的思维方式,用量化的方法去评估很可能是一条死胡同。实际上西方也在反思,特别在教育领域不再走“纯技术”的路线,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西方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李老师:是的。当今的世界,人类文明在转型中,我们如果不加强国学的教育,在文明转型当中,就不会有我们的地位。我们老讲话语系统话语权的问题。可是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传统,我们都是跟着人家说话,怎么有话语权?所以这就是我们教育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从上到下没有理解这个问题。我相信,当今人类文明确实在转型,越来越趋向于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话、比较和融通。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就无从交流和对话,当然也就做不到比较和融合。
李老师:咱们学校的教育,甚至中国目前的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完全把教育变成一种功利的谋生的一个手段。人要有本事,要掌握技能,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教育要培养技能。但是人的技术,如何才能发挥出来?如何才能使它走向一个健康的道路?现在大学都变成了古代的小学,完全注重技能,而不注重人心和道德的培养。在传统文化里最丰富的就是对人的培养,儒家道家其实都是讲人的。当然传统文化不是万能的,但对于精神层面和提高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这个层面,传统文化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西方科学的精神,再配合上传统文化的理念来培养一个人,这样才是全面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做学问和做人的统一。不管做什么,首先做人要做好。
 
五.讲课经验谈
 
记者:国学涉及很多道德修养问题,具体到教学环节怎么做?现在社会环境下,如果老师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做,可能还会有逆反心理。
李老师:不是讲应该怎么做,是讲孔子怎么说,孟子怎么说,我们怎么看待这些说法。教学可以讨论,不是说教性的。我们回到经典,经典怎么说的,我们怎么理解的,让大家自己去思考:这个东西合不合适,那个东西合不合适。还是有一个自我选择的问题,不能强迫,不能强求,因为它是个自觉的过程。另外还得身体力行,所以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实际也挺重要的。现在北大,乃至全国,还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不具有这样的素质,往往把讲课当成纯知识传授,认为知识传授和做人没关系。现在,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有些人变成了会说话的机器,自己的情感没有了,关怀没有了,热情也没有了。师生之间如同路人,师道、师德、师风随着功利社会的膨胀,逐渐消失,工具理性代替了理想与价值的追求,有些人甚至为了追求金钱和名声,而罔顾社会民心,前不久发生的诬“上访者百分之九十是精神病”者,即是典型。
记者:对,我觉得李老师说的回到经典,要开展讨论,这个观点是非常好的。您在教学方面有感触比较深的经验和体会吗?
李老师:我的唯一经验就要认真,学生对我的评价也是“李老师上课比较认真,比较有责任心”。一节课如果我没有什么准备,我也可以讲,就是侃来侃去,两三个小时很容易侃出来的。但是给了学生什么?备课准备,要用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而且课堂上的讲授要有计划。这节课,比如讲孔子,让学生了解什么?因为孔子可讲的东西太多了,讲讲他的生平,东扯西扯,讲一些故事,两个小时也一会就过了,学生也特别爱听,但那不行啊!关于孔子,你要知道最重要的是哪些问题,这就需要老师认真对待。不光孔子,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有那么多人物,那么多著作,你教他什么最重要的东西啊?如果要讲庄子的故事,那多了,学生爱听故事啊,然后再加上点个人的意见,海外的看法,很容易。有的老师讲课,半小时也讲不完他个人的故事。
记者:那关于讲什么内容,您的标准是什么呢?
李老师:比如说讲一个哲学家,要讲最能说明这个哲学家的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这是那个时代的创新的东西。一个观点,他之前的某人讲了,他也讲了,这不是他的东西,要找出他讲到的而前人没有讲的。要有认真的准备,系统性的介绍,挑他最具有代表性的创新的思想来给大家讲,这样让学生有一个把握,而且让他很难忘。上课不能图热闹,这就需要教师的诠释能力和学术选择的眼光,要有选择,不能什么都讲。对国学的普及教育,尤其要注意选择。
记者:认真准备都准备那些方面,准备什么呢?
李老师:还拿讲孔子为例,他同时的,他思想的产生背景和影响都要有。所以不是简单讲一个孔子,孔子以前的,春秋,然后到孔子以后的战国时期,时间上要有连续性,他不是孤立的一个孔子。前后都涉及,为什么产生孔子,以及他的思想的地位、意义、影响,都需要考虑,这样讲的就变成一个整体,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孔子思想的产生是历史的,逻辑的,有必然性,在那个时候就产生孔子这样的人,然后这个思想,又经过怎么样的发展。我们正规的教育或者体制内教育和其他社会教育不同,它是一个理论体系,一个完整的东西。
记者:您上课跟学生是不是有很多的讨论?
李老师:讨论也不多,因为时间上不允许,就两个小时。有时课下有些讨论或者是学生们找我一起谈谈,但是这样的讨论不很普遍。这和学生自身也有关系,有的学生敢和老师谈、敢找老师,有的学生不太愿意找老师,或者是不敢或者是不屑。学生自己要多和老师接触,老师呢也要尽量地关心,知道同学们现在对这门课有什么想法。有时候我就问他们希望怎么样讲?这样讲行不行?我有时候会去了解,然后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讲课,用学生更容易接受的形式去讲。
 
六.问题与忧虑
 
记者:李老师,您对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有什么看法?
李老师:大学教育啊,包括现在教育部的管理模式,问题都比较严重。现在人就是焦虑,没有一颗平静的心,这都是社会造成的。博士生为什么焦虑?他非得要发表三篇论文才能毕业,怎么发表这三篇论文?今天又有个学生找我,明年要毕业他论文一篇还没有呢。我说那你写啊!他问:写往哪发表啊?请老师帮我推荐。我说:推荐太多了,毕业这么多年的这些同学,我认识的这些编辑全都是帮过忙的,我再也没有办法了。教育上这种评价标准,把人的精神逼到一条死路,压力特别大。
现在还有一种提议,把教师分成讲课的教授和科研教授,管科研的教授可以不上课,上课的教授可以不搞研究。这是非常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现在当然还没有完全实行。不上课的教授,你到研究所好了,你干嘛在大学?大学教授的主业应该就是上课,他的科研是为教学服务的。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些大家们,他们的书都是在讲课基础上形成的。现在看重科研成果,教师评级、评教授都得要几本书,评价体系就是看几本书,不看这本书有多大的影响和它的质量。有的人一年能写两三本,有的人快著作等身了,但其出版的著作,质量如何?却无人过问。因此数量代替了质量,此即当前量化标准的弊端。人文的东西,随便写一点就能膨胀很多。有的书确实是误人时间,误人子弟,没人读。但是我们现在的评价标准就是这样。
记者:好,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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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纪权凌,李燕红
采访时间:2009年4月21日,晚上7:30-10:00,
录音整理:安胺
文字编辑:余鹏,郭九苓,李中华
定稿时间:2009年6月8日,经李中华老师审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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