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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轶事拾零(胥正范)

guo  2017.06.08   我的大学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223

风华正茂的年华,温馨甜蜜的记忆!年逾古稀的我,虽然离开燕园已经48个春秋,但每当想起在燕园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内心总是充满难以言表的喜悦。一幕幕火热场景仿佛就在昨天,一阵阵欢声笑语似乎还在耳边萦绕,一帧帧美妙画面已经永远定格在记忆之中。

第一次登长城

1965年春天,这是我们到北大的第二个学期。同学们提议去登长城。孙老师既给我们讲哲学课又是我们的班主任孙伯鍨老师可能是不放心我们这些外地来京的学生,怕我们不熟悉去长城的路径,就说还是我与你们一起去吧!

孙老师主动出钱给我们买的火车票和解渴的冰棍,一路照应我们。我们穿过一片片菜地,在清华园上的车。这是一列特别破旧的老式火车,开起来很慢,声音颇大,也颠簸得历害。孙老师给我们讲:这是铁路科学家詹天佑设计的中国第一条通火车的京张铁路。我们瞻仰了詹天佑的塑像,登上了巍然的长城,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记得下长城时,我说:“我喜欢上山,不喜欢下山。”孙老师意味深长地说:“人生道路上有沟有坎,哪能只有上,没有下呢?你要培养自己能上能下的能力啊!”后来,“文革”开始,我似乎懂了一点孙老师此话的深层含义。回来登上返城火车前,大家议论:“这一路上,连个检票人都没看到,咱们不用买票了吧!”可是孙老师说“做人要自觉啊!越是没人监督的时候,越要严格要求自己啊!这是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讲的‘慎独’。”这件事、这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比如,孩子有病住院,有的人用的是爸妈的名字,用公费医疗报销。可我一次也没用过。我曾捡到贵重的手机和其他物品;银行或售货员多给的钱,我都丝毫不动心,想方设法归还失主。大学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受益终生。

孙老师平时也平易近人,与我们班同学打成一片。有一次他在男宿舍看男同学炼憋气。男同学为了尽快学会游泳,一个个把头闷在盛水的脸盆里炼。孙老师说:“我给你们当裁判。谁能超过一分钟,我奖励西瓜。”结果宁夏来的王新天赢得第一。孙老师马上兑现,拿出5 块钱,让班长去海淀买回了西瓜和两大盆西红柿。在水房洗后,连我们女同学也跟着沾光饱餐一顿。据说“文革”中不知是哪班的有人写大字报批这事,说是孙老师拉拢腐蚀农村子弟。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孙老师是真正的德高望重的好老师。孙老师因病去世了。我含着泪水写下这段话。孙老师,我们永远怀念你。

附:1985年孙伯鍨老师给我的回信摘要

正范同学:

毕业后你分到辽宁。我见过的你们班同学有十余人。很多人都负责了重要工作。你在党校不仅生活条件可以,工作也是对口的。况且你很用功,工作一定会很出色。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只看目前似乎不那么重要,但这还是少不了的,一旦没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将不是原来的中国,全盘西化是自寻毁灭,谁也无法把全中国带进“天堂”,能上西方极乐世界的只能是极少数。我们将留在大多数人民身边。中国的出路还是要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十亿人民集体奋斗,这是最根本的。你来信叫我帮你买书,不用买的,等出版了我给你寄去。见到别的同学请代我问个好!

  敬礼

孙伯鍨

1985年6月14日

                                    

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我班同学朱昌彻说孙伯鍨老师后来离开北大调南大哲学系任系主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非常受学生欢迎。他上课不用讲稿,娓娓道来,十分深刻。匡亚明校长说,“听他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七十年代末,中央要他去中宣部理论局当局长,他怎么说都不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有所谓南派和北派,他是南派的代表人物。我两度当他的学生,受益良多。本世纪初,因癌症不幸逝世。他的早逝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损失。

 

第一次爬香山

1965年的一天,我班组织了一次军事训练——步行爬香山。班长俞泽阳、团支部书记魏常海.北京同学卢兆洵领头。男同学扛着木头枪,我和林娅两个女生也参加了。去香山的路上,大家排着一列整齐的长队,唱着歌。进园后,大家相互照应,努力的攀爬,有人把木枪当做了上山的拐杖。我们到了山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高眺望,颐和园、北京城尽收眼底。山上风很大,一会儿,云层涌了上来,怕是要下雨,下山时,我们加快了脚步,但大雨还是下起来了。我们没带任何雨具,大家喊着“‘雨’中行军情更迫”,班长喊着“一二一”我们个个被淋得像落汤鸡,就这样从香山经过颐和园门口,又在泥水中跑到西苑,从北大西校门回到住处。这一路至少有三四十里地吧。一路奔波,体力肯定消耗很大,但我真没感觉到累,感到的是兴奋、刺激。

 这次爬香山,检验了我们的体力和耐力;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和体魄;也增强了同学们之间的情谊。

 

不可思议的长跑冠军

北大是一二.九运动的发源地,每年都有纪念活动。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64年的12月9日,我参加了北大组织的纪念12.9运动越野长跑比赛。当时规则是,女生长跑比赛可以随便参加,能上多少人就上多少,成绩不按时间而按名次算,但只取各系的前三名,名次加在一起最少者为第一名,依次类推。我们哲学系高年级同学都下乡去搞四清了。我们班50个人仅仅3个女同学,加上心理学专业女生3人,一共有6位,但是有病根本就不能长跑的两人。能跑的只有三人林娅,徐秀茹和我。好在我们一开学就大运动量练长跑,每天早上,班长俞泽阳喊操,领着全班绕各楼间马路跑步。

那年冬天很冷,我为了跑得快一点 ,脱了厚厚的笨重的老式棉裤,那时人们穷,根本就没有运动裤,我就只穿棉裤外面的挺肥的罩裤跑。起跑线处,每个系的参赛女生站成一纵队,东语系、西语系人才济济,站那么老长队,而我们人数最少,仅仅3人。有点形影相吊的感觉。但发令枪一响,我们都冲在了前面,跑了一大圈后,我们三人还是领先。说实在的,短跑我真不行,但论耐力,农村出来的我还行。终于撞线了,林娅第三名,我第四名,徐秀茹第八名。我们三人成绩都在前十名里。总成绩第一。班长俞泽阳举着我们的冠军奖状,大喊:“奇迹,奇迹!哲学系女同学人数最少却得了冠军。”

 后来,北大校运动会时,不知谁给我报了800米。这是最难跑的,赶鸭子上架,我总算跑下来了,最后超过一个人,才得了有成绩的最后一名,仅仅得了1分。

现在,我这老破腿连50米也跑不了了。回忆回忆过去,过过瘾吧!

 

失而复得的钱包

大学二年级搞四清前些天,我的钱包丢了。这可是个不小的损失。钱包里面至少有8元钱,这可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有半个月的北大食堂的饭票,还有几斤北京市粮票。这事我也没张扬,只向同学借了点钱和饭票,对付了几天,就下乡搞四清去了。过了些日子,我接到黄孟涛同学的信。信封中放了10斤北京市粮票,信中说,听说我丢了钱包,是他送我的粮票。这在当年,每人一月仅30-32斤的定量,省出来10斤粮票也决不是个小数目。我很感激他这份同学情。

又过了些日子,哲学系办公室韦全贵同志去我们工作队,捎去了我的钱包。我的钱包失而复得,我真高兴,因为这些钱和粮票直接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据说这钱包是在食堂捡到的。可能是我买了饭拉在窗口,也可能是我把钱包装口袋时没装好,掉在地上了。钱包里面有我一张照片,有同学捡到后交给食堂,食堂可能贴出过招领启事,但我已经下乡,没人认领,后来才送到哲学系办公室,这才物归原主。
      由此可见,当年人们非常单纯,真是路不拾遗,道德风格高尚。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房山县劳动

1969年秋天 ,学校军宣队、工宣队带领我们到北京远郊区房山县卢子水公社搞教育革命。(事后还有一说,当时“四人帮”、林彪掌权,说要打仗了,让备战,一声号令,让北京市区的人员向外疏散。)离开前让我们把多年写的日记、信件全部处理烧掉。现在想想,实在可惜。我们64级60多人背着简单的行李步行一百多里,途中还在一个山村小学校住了一晚上。当时饭后我主动到食堂刷碗,晚上给走累了的女同学按摩、扎针灸。到了驻地,我们在高高的山坡梯田地里帮老乡收苞米。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大多都不是山区长大的,背着像小山包一样的苞米秸向山下走,每个人都胆突突的。我真羡慕山区的小毛驴,在山路上跳来跳去,那么自如。学校给我们配备了一个随队医生,一名炊事员。加上工宣队员,有70多人。我们要修梯田;到六七十里外背萝卜、白菜。冬天,我们背着沉重的萝卜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为了走近道,要从一个深潭的冰面上小心翼翼地过。据当地老乡讲,这是龙王湾,曾有多人在这儿落水死亡。我走过一踏上冰还颤动,过来后心中十分庆幸。《人民画报》还派记者给我们照相,有背萝卜的;有我和秦梦竹给山区老乡扎针灸的。后来就心理学专业长得最漂亮的吴谅谅上了《人民画报》。

 

快乐的胖师傅

食堂做饭的胖师傅会做一手好菜,他最拿手的是烙油饼。他性格很可爱,开饭时,他就喊:“每人一个。不‘美’的不给!”。逗得我们哈哈笑。房山县有小煤窑,家家户户不缺煤,都生着地炉子。晚上煤气中毒的情况时有发生。可是胖师傅从没中过煤气。原来他在窗边睡,用针在窗户纸上扎一个小洞。微风徐徐吹来,他就安然无恙了。

 

抓“特务”

为备战的需要,我们还搞过紧急集合,钻山洞等。有一天半夜,大家紧急集合。说是接到上级命令,有特务从盘山公路经过。让我们全体出动,一定要抓住他。我们冒着刺骨的寒风,爬上了高高的盘山公路。从部队考入北大的我班党支部书记张小恒、班长俞泽阳指挥我们分成三组,两组负责前后堵截,一路身强力壮的负责擒拿。我印象最深的是真抓到了一个大个子特务。这个特务穿着长长的棉大衣,被我们押着,沿着山路向山下走时有同学还踢了他一脚。到了驻地一看,这特务鼻涕拉的老长,狼狈不堪。可仔细一看,这不是我班同学李甲枝嘛!

原来这是工宣队组织的一场演习。

 

三个女同学为男同学做棉裤

   冬天到了,有几个南方男同学因家中贫困,无钱买棉裤。薄薄的单裤哪能抵挡山区的严寒。好像是工宣队给弄来了补助的布票、棉花票。在当地买的棉花和黑色的棉布。50名同学中就我们三个女生。我们三人中就贾秀总会裁剪。她裁好后,指挥我和林娅絮棉花、缝棉裤。很快,几条肥大的棉裤做成了。我只记得穿这棉裤的有四川来的王金全。

   回北大后工宣队员说女同学应学点针线活。我到海淀买了不要布票的“的确良”布,在裁衣店花几角钱让人裁好,自己缝了三件衣服—上衣长袖、短袖各一件,还有一条裤子。

 

同学情

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我班同学贾秀总当时就在唐山地委党校工作。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把唐山建筑几乎全部摧毁。我同学和她的两个女儿被压在了倒塌的瓦砾之下。她身下是几个月的小女儿,她使劲用脚蹬踢,脚踢出了鲜血,终于踢开了一个洞。她把身子退出后就扒女儿,然而四岁的大女儿被瓦砾砸在了太阳穴,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就这么没了。这孩子非常聪明懂事。邻居家给她一小块三角的西瓜,除了西瓜厚皮,也就是只有一口能吃的红西瓜,她都拿回家给妹妹。一次把她送回老家,因她拉肚子发烧,又从天津返回,她手中攒着一颗大枣,说留给妈妈的。每当我想到此情景,我都泪流不止。而当时的她非常坚强,马上又和北大另一同学投入了扒邻居的救人中,据她说,那位男同学给她抱了好几个没气息的孩子,让她抢救。

我给她写信,信中写:“老同学,你在哪儿?一切都好吗?”她给我回了信。说了她的遭遇。我立即给她汇去50元钱。钱是不多,可那是在我1975年一场半身瘫痪的大病花光了我的全部积蓄情况下寄出的一份同学之情。她说这50元让她买了被子等生活必需品,真救了急。

   

称体重的趣事

去年的一天收到郑庆林同学的短信。他说看了我的博客,夸写得好,记性好。我说过奖了。这倒让我想起大学的一件趣事—称体重。我的身高长到1米58,体重就没怎么变动过,总是116斤左右。60年代没有“人体称”。称一次体重挺难。我记得有一次由两个人用粗木棍穿过杆称的提扣,抬起称,我抓着称钩称体重。在房山劳动时,伙房前放一磅称。我好奇地站了上去,一称是117斤。我班一高个男生孟金山接着站了上去,可是没打起来,只好向里推指针,是116斤。下一个就是郑庆林,他长得得匀称,国字脸,显得比较胖。然而也没打起称,是115斤。同学们哈哈笑着起哄。说两个男同学每人的体重都不如这山东丫头重。

 

依依惜别

山区的老乡十分朴实。老乡腾出好房子给我们住。我们每天攀爬近百级台阶从山下泉水处取水,送到老乡家。我和秦梦竹经常给老乡扎针。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腿疼,她妈妈带她找到我,让我扎针。小姑娘胆小害怕,为了解除她的恐惧,我当她面在我腿上扎了一针。她说我就只扎这样一针。我给她扎了“足三里”穴位这一针,说也怪,她腿疼好了。过了一周,她到水库工地劳动也没犯病。有许多人找上门来让我们扎针。我们能为山区人民做点好事,心甘情愿。因为给老乡扎针所,经常是,不仅吃不上热饭,还吃不到菜, 就干吃窝头。当然,对于有的病我们也无能为力。例如舞蹈病这类家族遗传病,我们给他们扎针后病痛症状会减轻一些。他们也挺感激我们。

听说我们要离开,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送行。他们手里拿着核桃、大枣向我们口袋里塞。抓住我们的手,一齐爬上高高的盘山公路,送出足有五里地。我们都热泪盈眶,依依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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