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 to Top

心血铸就的教学丰碑――采访数学系周民强教授

guo  2009.06.18   名师名课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8,932

摘要:周民强老师是北京大学数学系资深教授,曾长期担任函数论教研室主任。1956年北大数学系任教,主要从事调和分析(实变方法)的研究工作,曾担任数学分析、实变函数、泛函分析、调和分析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四十余年,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多次获得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和教学成果奖。作为老一辈的教学专家,周老师对基础课教学有很多切身的体会和深入的探究,其细节方面的把握尤显智慧。在本次访谈中,周老师重点讲了教材的编写、讲课的技巧、学生的培养等问题,认为写教材要有引导性的论述、典型的例子、发挥性的附注;讲课要有趣味性、要跟上学科的新发展、要有启发性。本文根据我们对周老师就教学问题的采访整理而成。
 
 
记者:周老师,今天就从我们这个《教学促进通讯》说起吧。学校对这个事情很支持,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教育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周老师您到处走,看的听的很多,对此应该很清楚。表面上,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从统计数字上看,教育普及率、经费投入、硬件设施等等,都增长的很快。但实际上,真正从教育本质层面上来说,并没有同步增长,实际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教育质量滑坡问题,对吧?
周老师:对,多年前系里曾开一个座谈会,百分之九十五的反映都是“教育质量滑坡”。前天我看报纸,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有一个讲话。他说我们不是数量的问题,我们是质量的问题。他也不赞成像杭州等很多地方,都搞大学城,都弄到郊区去了,教师上班要开车去,还有其他很多问题在里面。科大的校长说我们不做这个事情,因为教师花在这个时间上太可惜了。我觉得他那段话讲的非常好,北大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扩招了以后,有些教师就讲,考题不得不下降水平,因为面积大了、招生人多了,但不及格率还是不能太高。不过,这样降水平跟北大的地位,或者应该叫做北大应该担负的主要任务,就有些矛盾了。至少我遇到一些教师议论,大家都是有这个看法。
记者:对。不光是教学,科研也是,数量增长得飞快,但是质量方面,平心而论,我们国家目前科学技术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这么多年是在拉大而不是在缩小。
周老师:对,就这个问题,只是这个话不愿意往外说。这是有具体的例子的。我们这些退休教师有的时候还去参加研究生面试,一个非常基本的简单的公式展开,说你写两项,他就是不会,十分钟也写不出来,但还是作为研究生吸收进来了。这就是你们《通讯》上陈守良老师说的要重视基础课教学的问题。不过怎么重视呢,也有难处。有时我也跟年轻教师在一起,知道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主要是评职称压力很大,而教学搞得好了没什么直接的好处。
记者:您说的是实情,确实是这么回事。一方面是机制的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整个社会——学生家长、学生、包括很多的老师对教育的根本目的、教育的指导思想等问题可能都是模糊的。大家现在就是把各项指标当成教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表面性的东西。当然在这方面北大还算是比较清醒的。
周老师:确实如此。社会上一般的家长教导孩子,将北大清华当成天堂一样的向往,而学生想尽各种法子争取到这里来,这成了中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和教育的理想。温家宝去访问钱学森,钱学森没有说别的,就提出了一个意见,说:我们这个教育怎样才能够培养出大师级人才?那我就想,我们北大如果要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那你就得应该奔着这个目标去,学校各方面的资源、措施都要奔着这个去,不要跟一般的大学去比。当然这是随便谈谈,我根本管不着这样的事情。
记者:是啊,但说的人多了总会管点用。国内的改革形式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一件事情要“引起领导高度重视”才起作用。这种方式从管理的角度是很清晰的,但个性发展上显然存在问题。中国的大学实际上是以西方的教学模式建立起来的,各个观念也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西方大学的一些根本性理念,比如教授治校,大学高度自治,我们却没有。教学工作的灵魂,或者说学校教学的指导思想,不是来源于教师,而是来源于行政领导。
周老师:这个事情,报纸上就写的很轻松。比方说有个学校,近百个教授去争当一个处长。他们就是觉得教授作用不大,当了处长就有权有资源了。
 
 
记者:一开始说了些漫无边际的话,今天请您主要是想让您谈谈一些更为具体的数学教学方面的经验和体会。您看数学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是自然科学,而且社会科学,经济学,甚至历史和艺术都离不开数学模型了。刚改革开放时,有一个科学的春天的说法,我觉得当时确实有这样的气氛,尤其不太受实验条件限制的数学方面。那时候,全民对数学的热情都很高,大家聚到一起解一些很难的几何问题,当成一个很有趣的活动。
周老师:这种活动是很有意义的。现在计算机在研究上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已经变成人们思维的一个逻辑模式了。但为什么计算机不能代替数学呢?原因就在于它的可行性和能行性,这需要对数学本质及数学思维方式有深入的了解才行。
记者:请您谈一下您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与体会,以及教师要想教好数学,应该具有那些素质和做那些准备。
周老师:我觉得教师首先要热爱教学,这是第一条。我这个人很奇怪,就是一到了讲台上,我的心情就放开了,非常的高兴。可以说,就是非常喜欢去做这个教学工作,所以,我的备课、写讲稿,花的时间就多一点。倒不是说我有什么了不起,但许多教师确实做不到这一点。他只是负责:我今天备完课就去上课了。仅此而已,对教学工作没有太多的热情。
第二条,关怀学生。我得过四次北京大学的“优秀教师”奖。因为同学开座谈会都说周老师好,所以我连续得了四次。具体来说,怎么关怀同学呢?像一个礼拜的两小时习题课,本来是辅导教师去,但我几乎95%都亲自参加。去干什么呢?一个是去指导学生,第二个就是了解情况。上课时候所讲的东西,学生学的怎么样呢?到习题课上我能够了解。另外。我一般每个月会去一次同学宿舍,跟同学们聊天,有时候还跟他们下五子棋。有次,一个三年级的同学说:“周老师,我们到北大三年了,您是第一个上我们这来的老师,跟我们聊天”。我当时脸就红了,三年了,数学系没有一个教师到同学宿舍去跟他们聊天、问他们学习生活情况。当然我也不经常去,一个月最多一次,但是习题课我基本都去。
八十年代以后,我就很少带研究生了,八十年代末期我就专门弄教材,尽量做好教学,这样时间上还能安排。所以这些事情需要看具体情况,不一定都像我这样的做法。
记者:对。说到关怀学生,我们一提关怀往往是说关心生活,其实对大学生来讲,在学习上更需要关怀。说起来,您那个学生还算幸运的,我们大学四年都没有一个专业课老师到我们宿舍来跟我们聊聊天。当时不觉得有什么,现在回头看一下,确实需要这样的指导,就是说听一听教师、特别是优秀教师给我们讲一下这门学问的本质是什么?学习这门课程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对大学生的学习很重要。以我自身的体会,我就觉得我读完四年本科,基本上还是高中那种学习思想的延续,没有对知识的本质、知识的价值以及如何运用到具体工作等问题有深入的根本性理解。
周老师:也有很多其它不同的方式,能够跟同学很好的交流,了解学生。这么做,也是因为我觉得这对我后面上课很有帮助。
 
 
周老师:我在教学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对教材特别重视。我在多年的教学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对现有教材的优缺点都比较了解,国外的教材也较熟悉,像日本的、俄国的、法国的、德国的、英国的、美国的,凡是我能看到的教材,优缺点我掌握得很清楚,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写教材了。我现在用的教材,叫做《实变函数论》,做了十几年了。这个教材每年要发行六七千册,是数学专业三年级的课程用的。其实一般的工学院根本不学这个课,我自己都弄不清楚,怎么会卖那么多?这大概是因为确实有些具体的、实际的教学经验写进去了,才会有人用。
记者:可以想象,您这本书真正是心血凝结而成的东西,而不是说为了写教材而写教材。那您能总结一下您写的这个教材跟其他教材主要的区别或者说特色在什么地方?
周老师:首先,要加强引导性论述。很多教材的缺点在哪呢?就是根本不提问题,也就是说很多教材都没有引导性论述,而我在教材的序言里面明确讲出来。比如讲“实变函数”的时候,我就专门对经典的积分论进行评论,而且说明我讲的积分跟过去的积分有什么区别,过去的有那些优缺点,等等。不是一开始就写定义,而是先提出一个在过去的微积分里没有解决的问题。微积分的基本定理是“牛顿-莱布尼茨”公式,但这个定理只解决了一类函数的积分问题;那么我就问:为什么另外一类函数积分解决不了呢?我先举个例子引出这个东西,他就能了解基本的问题;最后经过推演得出结论,充分必要地把这个问题完整地解决,这样学生就能较好地把握这个定理。
其次,需要多举例子。因为像“实变函数”这样的课程,把理论运用到具体工作上去,实际上是一个飞跃性的过程,简单地去套公式不能解决问题。你要让他去应用这东西,你必须得举例子。我的教材中的例子是挑了又挑,改了又改,选取了最典型、最能启发人的例子。通过这些例子,学生学到的东西就比较多,能找到问题的关键。
再其次,有很多精致的“附注”。这些东西课堂上没时间讲,但很有意思。在附注里,第一讲历史,当时对这个问题发生了什么争论,有人举什么样反例反驳,等等。这些东西你可以不看,但看了就会很有兴趣。这些内容是我读数学史的体会,而且说清楚问题与定理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第二,进一步举例。有些问题在正文中讲了,在附注里再举例子,说这个条件有争议,它可能有反例,这样就引入一些稍微复杂的问题。同样这些问题学生可以不看,但看看有好处。第三,还会有数学家的传记。传记也挺有意思,学生们很爱看,可以让他们更爱学数学。
记者:有了这么完整的教材,那您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您的教案以及讲课的过程跟教材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您会在讲课的时候刻意用一些不同的说法、不同的例子吗?
周老师:没有什么主要的区别了。我讲这些东西基本上按教材的框架,只是随机穿插一些数学史的故事,尽量风趣一点;再就是跟同学们互动,有一定的提问与讨论。比如讲“罗必塔法则”,我会讲:大家注意,“罗必塔法则”可是很重要的,但“罗必塔法则”不是罗必塔先生发明的。他是个大款,后来他去跟发明人贝努里商量,说我给你生活费,你把发明权给我。后来他们俩死了以后,后人在传记里面把这事披露出来了。就短短的一分钟,大家印象就很深。这类东西在书上是没有的。
 
 
记者:您能再讲一些关于讲课技巧的的例子吗?
周老师:就学生来说,高中他喜欢数学但是他并不了解数学。所以上大学后的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遇到困难,有的人就不愿意再学数学了。因此,我觉得讲一二三年级的基础课,教师有个很重要任务,就是我怎么能够让学生热爱、喜欢数学。所以我的讲课,除了科学性以外,我抓三条:第一,趣味性。我的讲课同学们非常喜欢听,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我还有个讲座,叫做《数学的认知》,听的人非常多,后面还有站着的。这不是说我讲的怎么好,就是讲的很活泼。另外,可能是因为学生没有听过对一门学问的总体性介绍,学生很需要,这也有关系。
具体来说怎么能够达到趣味性呢?这需要下功夫,首先是结合数学史,我有空闲时间就去读数学史,讲一些数学的故事,同学就很爱听了。因为逻辑证明有时候很苦,比较难,数学让人感觉枯燥就是这个证明。但是又必须严格证明,所以你插一些故事,一方面让他轻松一下,不要整个课一两个小时都那么严肃;另一方面你的故事又跟数学相结合,也有助于理解。比如说,一般学习的积分叫做黎曼积分,它是按照变量的区间来分割再求和的。实变函数讲的勒贝格积分则是按照函数的高度来分割再求和的。于是我就把两种积分的意思通俗地给他们讲出来:假如我欠你1736块钱,我要还给你。在微积分课上按照你们学的积分是怎样还法呢?按从口袋取钱的先后来计算:就是我拿出来一块钱,再拿出五毛,一块五了;再拿出一个五块的,六块五,再拿出五分,六块五毛五;再拿出一张一百,一百六十多了;再……,就这么一个还法。我告诉他们这就是一种直接黎曼积分的思想。但勒贝格积分的思想就不一样了,我把一千七百多块钱都先拿出来,把一百的放成一摞,五十的放成一摞,二十的放成一摞,我这么数给你,显然是另一种办法。拿这种通俗的例子来认识这两种积分求和的概念,他一下子就清楚了。讲了像这样一些例子,同学就很感兴趣,愿意跟你交流。所以说,学生不爱学数学,一方面是数学很深奥导致学生兴趣不大,另一方面也跟教师如何建立同学对数学的兴趣、使之愿意去学是有很大关系的。
另外,我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就用数学故事来给他们打气。比如有同学回答错问题了,我说这没有关系,你现在才学了几年数学,你搞错一点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些大数学家都还错呢。法国一个大数学家,叫做柯西,他发现了微积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定理,就是柯西收敛原理。但是他写的论文中充分性的证明过程是错的,虽然他结论确实是对的。
另外,有个同学跟我辩论,说数学是一门艺术,到了高深以后可以自由创造。我首先鼓励他,说你有这样的体会很不错,数学的确在达到某种高度以后有一种自由创造的境界,它跟艺术是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比如艺术讲美,我们数学也讲美、讲对称。但另外一方面呢,数学是科学,艺术它不属于科学,两者有本质区别。我说对于艺术的美,大家都讲,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我们讲数学中的勾股定理,几千年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不会变的。但是美的观点就不同,现在讲一个姑娘漂亮,以苗条为美,但在唐朝就不是这样。为什么说杨贵妃是美女呢?是因为她长得肥。还有的少数民族的耳环很大,有的还有鼻环,他们一定认为是美,但是我们不一定觉得美。我就跟女同学说,你打个大耳环、鼻环试试看,大家都笑。我说大家都听过一首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什么叫“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就问女同学,女同学说那代表纯洁。我说也许是这样,这是艺术,但这不是科学。如果用自然科学的观点看,月亮表面温度平均是零下三十多度,怎么能代表我的心,学生们就哄堂大笑。下面我就不讲了,他已经明白了。
我的意思就是一方面要肯定他的一些洞见,另外一方面又让他懂得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艺术和科学不一样,举例子效果最好。
总之,我把一些故事、历史插到讲课里面去,当然这要和数学教学内容配合好。这个效果很好,有些同学在贺年卡里面就说,过去不爱学数学,上了周老师的课对它才有兴趣。我退下来后,同学还到系里请愿,说下学期课还希望周老师讲。也就是因为我下了一些功夫在教学上,把课讲得不枯燥,有趣。
第二条就是要讲“主旋律”。关于这个问题,还跟系里几位教师发生过意见冲突。当时是十几年以前,二十几人参加系里面组织一个会,有的教师就主张数学分析、微积分回到牛顿时代去,用牛顿时代的讲法。我完全反对,说不行,牛顿的微积分,你掌握不了。因为他是大物理学家,所以他懂得哪一项无穷小量可以不要,而我们则不行。如果你不学习极限思想,那么复杂的东西,你是判断不清楚的。所以,要找“主旋律”。现在我写的这两本教材,《数学分析》、《实变函数》,就和几十年以前的教材很不一样。虽然基本定理是一样的,但里面的讲法和举的典型例子不一样。也就是说,要与时俱进,唱主旋律。要了解现在学科发展的内容,我们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也要随着时间改变。我的《实变函数论》几乎每年都在改变,一个是我自己有些新的想法,还有一个就是吸收国外好的教材中的典型例子,我觉得某例子比我的好,马上就换掉。
第三条,就是要有启发性。讲课当然先要把基本的东西搞清楚,但是你光把书上的东西教会他,这是不够的,还得有启发式教育。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不仅是“学会”,还要“会学”。我们北大数学系的学生,都是高分进来的,你不能耽误人家。所以我讲定理的时候一般先有一个提问,把问题提的非常明确,让他觉得问题很有意思。另外我证明的时候,就特别强调指出其中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有时候要强调两三遍,让他明白问题的本质。将来如果定理还要推广或者实际应用,这往往也是关键之处。
另外,我不看讲稿上课。上课时除了在黑板上写东西外,就是来回走动,下去走,走动中还会提问题,最后面一个学生他也不敢做别的事。
记者:对!我觉得您总结的这三点,真正说到了教学问题的要害。我也教过几年课,也说一下我的体会,您看理解的对不对。
讲课的趣味性虽然是老生常谈,但非常重要,要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从中学,甚至包括小学对数学感兴趣,无非是通过一些所谓的趣味数学,一些象“狼、羊还有白菜过河”的问题产生兴趣。当然大学教学的趣味性要求更高了,要启发更深层次的思考。
还有您不看讲稿,我觉得从具体教学的技术环节来讲,这点非常重要。不看讲稿和有没有讲稿那不是一回事。我在教学就体会到,如果你下得功夫不够,课备得不熟,要经常去看讲稿或回忆你准备的教案的话,你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注学生,也不可能有很精彩的即兴发挥,这样讲课就觉得不那么流畅,效果也不那么好。
周老师:我觉得另外还有一点。对象不一样,讲课方式也要有所不同。我刚才讲的主要是基础课,研究生课就不一样了,趣味性这一点上就不一定那么要强烈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训练,数学上的要求也更高。趣味性只是一个入门的阶梯,要真正进入数学的殿堂,思考与逻辑就更重要了。
记者:对,不同的阶段确实有不同的要求。我毕业后从事研究工作,遇到数学问题,目的性就很强。我找到一本书肯定关心的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作为低年级大学生来说,你要是直接讲很深奥的定理,而学生根本搞不清楚所讲的东西跟现实生活有什么联系的话,那肯定听起来可能会感到非常困扰。
周老师:因为他们都是应试教育来的。学生们给我讲,在高三就得拼命去学,拼命做题老师也不讲新的内容了。而上大学第一门课就是数学分析,马上用ε-δ方法讲极限概念,这完全跟初等数学不一样,弯要拐过来还是要下大功夫。
记者:关于您第二点说与时俱进,其实教学还有一种不太好的方式:直接讲现代的结论是什么样子,不去讲科学探索的过程,想法怎么来的,怎么去证明的,怎么去得到正确结论的,这样教学效果肯定不太好。像您提到有的老师主张回到牛顿时代,可能也是有积极的考虑,想去通过科学探索的过程、科学定理发现的过程,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象。我想可能是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如果机械地去这样做的话,肯定也得不到好的教学效果。就象您所说的,学生甚至包括老师都没有牛顿那样的能力与悟性。讲数学,我觉得既要尊重它探索、认知的过程,也要最大可能地把已有的最新成果教给学生。我觉得您的做法是很好地综合了这两点的。
另外,您说的第三点——教学的启发性——也是问题的关键。“学会”与“会学”的提法很重要,其实在以后的研究和工作中,会学才是最主要的。在实际应用中,思维的方法或者说知识的运用能力,往往比知识本身更重要。我觉得当时是物理学了一大推,但后来基本都忘了,用到什么东西你还得找出当时的课本去看。一些基本的概念、定理,像您提到柯西定理,我就得想一下,虽然当时觉得学的非常清楚的。
周老师:这很正常。不要说你了,我干数学这一行,有好多定理我也得好好回忆才行。但问题是思维的能力和方式,这样就提高到一个哲学的高度,记忆的东西只是次要的。
记者:在引导学生从“学会”到“会学”的过程,您能够举一些教学中的具体例子吗?
周老师:一个就是我教他们提问题。我给同学讲,证明不是靠逻辑,是靠创造,靠悟性。不是说你逻辑很会了,你就能发明一个定理,发明一个新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数学史上,发现很重要的定理或结果时候,其实并不是逻辑推出来的,而是先有一种悟性,觉得这样是对的,然后再去想证明。证明才靠逻辑,逻辑只是在结论有了以后,已经到了这一步才需要。所以我让学生提问题,或先用问题引导他们懂得要怎么去提问题。比如,证明完成后(当然条件是充分的才能证明),我就提问:这条件是必要的吗?是充分必要?定理的推广什么是关键,或者应用的环境会是什么?我每一章后面有个附注,大概有个6、7页,就是关于这些定理本身及应用上的各种问题,有什么进展。学生有兴趣可以去看,这跟基本的教学要求没有关系。
 
 
记者:在数学这样的学科,讨论、争鸣很重要,但是我们教学时间又比较有限,您在这方面是如何处理的?
周老师:我有针对性,对讲课内容某一点上,我觉得有意思了,比如象前面说的数学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这样的问题,我就狠下心来,大概花了十几分钟,让同学发言。我就给他讲清楚事情,因为有的数学家写的书,很有名的书,第一页序言里就说“数学即艺术”。老有这样的观点,你不能回避。但大多数情况课堂上不能有大段的讨论,因为时间不允许。
记者:您看教学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这种情况,学生水平再高,也有一个层次的分布,有的水平高的领悟力强,有的人会慢一点。您在教学过程中有没有对这方面进行过特别的考虑?就说兼顾不同水平和背景的学生。
周老师:较少,但也有。有个同学大一的时候来问问题,我发现学生不错,我就给他一个题目,我说你考虑考虑。结果,他过了两个礼拜写出来了,做的很好,后来我就让他在《数学通报》杂志上发表了。还有一个同学,把我讲的题目解出来一个我都不知道的结果。后来我就让他晚上来,找了一个教室,他还带了一些同学,我就请他在上面讲。这都是很棒的学生。
北大数学系学生基本是这样,200个学生里边有30-40个都是很棒的,但也有一部分不是很跟得上。这也没有办法,我上课的时候还是很照顾他们。我采取质疑的办法,我写一个名单,这礼拜是这7、8个,下礼拜再换7、8个,叫来质疑,通过这种办法来帮他们。你不能降低水平,不行,北大地位摆在那。
记者:质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周老师:质疑首先是问课堂上的东西。不是叫他背,我问这定理什么意思?类似这种。因为你要讲一个定理,首先要把定理是干什么的,什么意义讲清楚。你不会这证明,证明不出来没关系,定理是干什么用的,有什么意义你要先弄清楚。完了就问他证明的关键你知道吗?之类。他不是差,北大数学系的学生不会很差,只是比较起来需要再加强而已。
记者:您质疑之前他们事先得到通知吗?
周老师:通知,我列一个单子,这些人必须来。有一些同学不愿意来,尤其有些女同学更是这样。我和他讲清楚,你不来答疑,那说明你学的很棒,没有问题;既然你没有问题,那你来咱俩谈谈,聊聊天,这样他就会来了。
记者:您的做法很好了。我们教学的设置,确实很难对不同水平的学生作很多个性化方面的考虑,只有那么多时间,而且现在课堂学生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很多大课。
周老师:确实是如此,上大课还发现不了人才,因为他也不会在课堂上提深入的问题。有些人我是到学生宿舍聊天发现的。我一般下午4、5点钟去聊,在吃饭以前的一段时间,有时候就会发现人才。他们有这么一种观点,班主任来跟他聊天,还不如我们教师去,他愿意说心里话,不知道什么原因,学生就喜欢我们专业老师去跟他聊天。
记者:这我倒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班主任大部分是没有太多教学经验的年轻教师,北大的学生希望跟有比较高的造诣和有比较深的思想的教师交流。
记者:中国有句古话叫“严师出高徒”。现在学生的承受能力是在变差,再加上扩招,您在考核题目的难易程度方面,是不是会放松一些呢?
周老师:我会设定几个关口。我基本的教学要求是达到6、70分,75分以内,这是前面几个题目的分数。但是你要上80,对不起,中等题目不好办了,特别是95是最高了。当然也有100的,那是特别个别的,最后的难题都做出来。
记者:您这安排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记者:周老师,能讲一下您开始做教师工作的过程吗?
周老师:我在北大刚任教的时候,还有点痛恨教学工作。当时两门习题课,一个礼拜得改一二百个本子,两次。还有答疑,所以几乎没有时间干别的。所以我没法热爱教学,有点拼命的感觉。
但这些工作坚持下来,把同学教会了以后,就有了点满足感。再就是工作的深入也促进了我的兴趣。基础课教了3、5年以后,对这课有了解以后我就发现教材不行。比如说实变函数,我们从刚解放开始一直用的是苏联莫斯科大学的教材,这本书的最大的毛病就是讲课的内容与后面的习题脱节太大。就是你学会书里的内容也做不出后面的题目。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写自己的好教材。大概 7、8年以后,我就有底气了,因为我看到英美的教材也不怎么样。加上我有经验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写,慢慢积累,把我的经验都弄进去,也吸收人家的优点。我写出来后,台湾、香港也都出版了,后来“世界科学出版社”,还出了英文版。
记者:我觉得其实您教学道路上有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做习题改作业,这的确是教学的一个基本功。我也改过作业,工作量真的非常大,因为作业基本上都是主观题,不能简单地根据答案判断对错。要去理解每一个学生的思路,花的时间非常多。但是这个过程做下来,每个学生学得怎么样、他是怎么想的就一清二楚了。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吧。您对国外的教学情况有了解吗?有哪些比较好的、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周老师:近几年的不了解了,这几年我只能通过国外的教科书来看,以前的还算了解。
我和来这讲学的美国的教授聊过。他们的本科教育较差,从他们的教材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大学教材比我们的大学教材差。可是他们研究生质量确实高,跟我们是两种制度,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研究生质量相对较差,入学时只是一份统一考试考卷,通过以后再口试一下,基本上就录取了。美国要申请研究生,过去要两个教授推荐,他们的研究生水平较高,上课的时候不停地讲,讲完以后,参考书大概有十来本。我们的研究生课,研究生的任务没有多少,一门课一本参考书就行了,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的大学教学比他们强,他们的研究生培养比我们强,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大学生你随便,研究生则是专门干这一行的,要求很高;而我们的本科则不那么自由,很严格。
记者: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身份定位和培养目标的区分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恰恰相反。在不断加强本科生科研方面的能力,而对研究生不够重视。本科生有校长基金等各种基金,本科生从大二大三、甚至从大一就进实验室,而研究生的要求则在降低。
周老师:对于这个问题,我在莫斯科大学的时候,发现他们还有个优点。他们在三年级,就把学生分成多个小组,一个组大概十来个人,有一个老师带,每个礼拜都有讨论班,这确实很棒,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搞的不错,培养的质量很高。
记者:好的,今天就这样,非常感谢您!
 
=======
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08年11月14日,上午10:00-12:30
录音整理:安胺
文字编辑:鲁鹏一,郭九苓
定稿时间:2009年4月10日,经周民强老师审阅同意。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