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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为梦 广纳共通——访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研究生郑国平

guo  2017.06.08   学生风采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215

编者按:提起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我们可能想到的就是马恩经典,实际上这是一个怎样的学科呢?提到科学社会主义,郑国平显然兴奋而崇敬,从本科的公共管理学到选择马克思主义,他走过了自己兴趣上的寻找之路,也走过了孤独却充实的考研之路。作为政治公共课的助教,他为每一位同学的作业和论文做了认真评点和回复,在每一次雾霾前提醒同学们注意天气。当谈起什么话最能够代表他时,他笑着说“谈笑风生又一年”。

从公共管理学到马克思主义

记者:您本科是什么专业呢?

郑国平:我本科最初的主修专业是公共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系是作为政管院系的支柱之一,另一个学系自然就是政治学系。公共管理学是一个大类,包括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等。大一的方向是公共管理学系的,但在接触管理学的一般知识后,与同专业朋友选择将其专业化的取向不同,我当时遇到了这么一个内心的困惑,这个困惑需要我做出回答。问题是接触管理学,你不可避免的就需要接触政治学,因为将政治与管理进行专业分开,在学科上尚且勉强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不现实的。西方管理方面十分注重将政治与行政区分开来,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实际运作中两者往往却是交叉的,试想掌握行政管理的技巧但却不懂政治意图,这又怎能贯彻执行好有关工作?了解管理规律是必要的,但仅仅只了解这一门学科又是不足的。所以在大二转到了政治学系方向学习政治专业,在了解中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知识后,遇到的最主要的最大的政治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因此大三再次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方向。所以我相当于是在院内转了两次专业。这种机会,首先得益于当时院内转专业的机制相对简单,置换学分即可;但更重要的在于随着学习的深入以及对有关专业极需补充其他知识领域的渴求,形成了属于自己兴趣的专业。

 

记者:那么您是在大学的时候发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比较感兴趣,然后大三做出了选择吗?

郑国平: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就个人而言,我是觉得自己自高中以来就对政治比较感兴趣,这是自然的优势,也是我选择文科的理由,因为觉得政治类的学科对我有较强的吸引力。而且自接受教育以来,常接触的政治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了,对它至少在观念上是不陌生的。但又基于我所了解的大多数可能仅仅是一般的基础认识,对这个专业实质又缺乏深刻的理解。所以我个人就是比较好奇,希望能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看到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怎样的。

就马克思主义本身而言,我觉得首先必须先去了解它、然后是需要用自己的观点去看待它。因为无论是“破”还是“立”的问题,首先还是要亲身接触与了解才行。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我仅是想先回归学术上的讨论,尽管实质上其本身就包含众多的政治倾向。正是有这种想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想法,加之大三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很自然选择了它。没有考虑太多关于这门专业是多么的冷门、就业压力多么大以及家人们的质疑等等,主要就是自己的兴趣,因为我知道这样顺着自己的心意去做,就不会留下太多的遗憾。

记者:那么像您前面提到的,对您影响最深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吗?

郑国平:这个回答就我看来应该是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对我肯定是富有影响的理论之一,但个人对它的研究尚要时间来总结体会。从历史到现代的推进中各种思潮涌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影响比较重大的理论出现,比如神学主义、科学主义、启蒙思想、达尔文主义、现代化观等等。马克思主义也是人类现代文明中产生巨大影响的主义,无论从理论形态还是现实运动都有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结论性的观点至今都很有价值,比如关于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这个提法,这个提法跟很多学科都是共通的,总结的很到位。

比如我对管理的最大体会就是认为管理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科学,其发展也是经历长期的历史过程,从科学管理流派开始,管理学经历了不断的演化、延伸。我当时对行为科学是有偏见的,我认为它是有不足的,因为过分强调对象的客观性,包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效率等,而忽视了关于人本身的因素。后来经过研读,也知道了管理流派在这方面的扬弃,也转向关注人的影响,包括人的心理状态、数量素质、文化道德等,管理本身应当是一门关于“人”的艺术。这方面就与马克思强调的人本主义存在契合;政治学也是如此,无论是围绕合法性还是各种具体的政体设计,核心要素离不开人民,政治学是关于谋求人民福祉的科学,这些都体现共同的价值追求。

 

记者:如果对管理本身感兴趣的话,您会对人力管理、资源管理等等感兴趣吗?

郑国平:我觉得兴趣是保留一些,因为我对管理的兴趣更多的是情怀性的。一旦进入经济的视角,管理等等往往会被简化为比较纯粹的经济化,考虑到成本最低、最大利润等,对社会的关注和关怀可能是不太充足的。我认为人毕竟是现实社会的成员,应当关注自身的感受,而不能仅仅当做经济人,或者仅仅是一般的工具性的内容。当然并不是说这种经济意义的管理是不好的,它在现实中是有意义的,包括人力成本、人才开发等等问题。但我认为关键是侧重点不同,管理应该尊重人,就是为了实现多方在不违背人道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抑制、剥削乃至过度控制人,让被管理者感受到管理的合理性、科学性与有益性。

 

       记者:那么您是因为对这方面感兴趣、想更多关注人的发展,而影响到您考研的专业选择吗?

郑国平:一个是因为到大三之后专业基本确定与马克思主义挂钩,更重要的可能是跟我自己的研究兴趣相契合,包括我对国内、国外一些东西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大类下同样包含不少的具体专业,我选择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涉及的东西很多,包括中共党史、近现代史、国学、国内外思潮等。它本身的体系比较丰富,我认为这样学习的内容会更多,对于个人来说可供选择的面也更广。这门学科的精神本质就是有强烈的人文情怀,跟我理念也比较一致,所以考研选这个专业本身也是综合考虑了难度、了解、兴趣等等的一个总的趋势做出的抉择。

 

记者:那么有考虑过类似社会学之类的学科吗,其中也包括很多人文关怀。

郑国平:其实当时也有考虑社会学。但是社会学可能实证主义倾向比较大,在个例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在普遍性的关注上比较欠缺。特别是一些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不容易得到普遍化,更多的是个体维度研究,可能研究方式比较单一。

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经过了很久的积淀,形成了一套比较宏大的模式或体系,它是可以遵循、实践并进行一定的思辨的,包括认识、批判等,同时理论内容比较丰富,涵盖的范围更广。当然并不是说不要社会学这种实证,我个人是最希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里得出更多的认识,在感性认识中总结一定的一般较为普遍的认识,这也肯定会借鉴社会学的方法。

 

记者:那么您在大学参加过很多实践吗?

郑国平:其实是恰恰相反的。在理论上来说,实践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现实生活上,进行实践是需要条件的甚至会存在不少困难。由于高考的后遗症,使我对大学抱有象牙塔般的期待,使我相信那是片理想的奋发有为的热土,但是当我进入大学之后,发现并非如此,一切也很现实。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我是个提倡立足现实但又要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当时的见闻使我对大学的实践活动不太乐观,态度也比较消极。由此我对公共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现实的管理实例使我认为它有很多的缺陷,比如过多的形式主义等,这就使我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观察自己所接触的一切。我认为大学时期很多人都没好好的认识到自我,就急急忙忙的投入到世俗的社会运动中,除了能适应社会外还能有什么足够信念去突破社会问题呢?因此我在大学期间花了大部分时间来关注自我修养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过分的以自我为中心化,我知道提升自己的素养是为了更好的能够帮助其他人。在不断积累的现实案例中,我一直在思考,在分析,在总结,反思自己在这方面是否存在这些不良现象,始终保持克制。我知道,我终究会有机会来践行我的理想。

孤独却充实的考研经历

记者:那么我大概比较明白您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了。下面我们就聊一聊考研,这可能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比较重要的经验。可以请您聊聊您的计划安排吗?

郑国平:考研是我进入北大的途径,也是我重要的人生经历。相对而言,北大的同学保研的机会可能比较大,但也不排除存在考研的情况,而且就全国而言每年都有不少的考研大军加入。考研的时间点往往是我们做出人生抉择的时候——或者选择工作、或者选择继续学习深造等。我很快就到研二了,又要迎来这个点,也要考虑是工作还是读博的问题。

当然,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依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的,考研是其中之一。我当时没有选择坚定工作一部分因为自己当时在校园内的想法比较消极,觉得没有活出自己在校园生活的存在感,心里有不少遗憾,仿佛自己没有青春一样。而且一旦工作可能意味着自己的未来就会平平稳稳地度过。事实上我当时也找了一个在国企的工作,但后来觉得似乎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特别的,当我看到一些身边的好友们选择了继续读研,自己觉得很受鼓励,心里感叹到我应该再给自己一次重返校园的机会才是,所以后来比较倾向于考研。

关于考研,我认为首先是选择要坚决,要下定决心。因为在特定的人生关键点的抉择是比较重要的,一旦选择了就必须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其次是流程上的细节,基本的考研信息要了解,比如包括学校、专业科目和要求;再次要与考过研的师兄师姐积极交流经验,使自己有个大体的把握。之后按照相关的报考流程,完成报考程序。当时我是走过一小段弯路的,对这些专业方面了解不多,通知也不到位,我也没有特别主动去了解,后来还是好朋友亲自告知我。

当然这段时间必须要自己花费更多时间去准备考试。考研主要是笔试、面试两个环节。笔试一般分为公共课程和专业课程,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科目,持续时间一般为两天,也有部分是三天的。每个科目有基本线的要求,公共课程还是要重视的,政治课有大纲,可以刷刷题,再自己构建架构。英语也很重要,之前很多人被卡在英语这关。英语在现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部分学校有考研英语成绩过了规定免修线的研究生就可以在读研期间免修英语的。专业课同样也有基本线的要求,专业课首先要按照学校推荐书目进行,同时也要自己拓展有关知识性的内容。对是否要参加相关的培训班事宜,这个也完全自由选择,参加的肯定也有不少成功的。但我当时完全没考虑这个,因为我比较相信自己的实力而且不太希望被其他人规定自己的复习计划,同样能行得通;至于复习的地点选择是在自习室还是图书馆等,这个也完全看个人对环境的适应喜好程度。我的建议是找个适合自己身心和日常习惯的环境就可以了,我当时主要是在寝室自习自学,因为室友们大部分当时都会去图书馆自习了,我就不必要去占个位子了哈。

除去笔试过线之外,我认为面试更要重视,无论你的名次是多少,面试确实存在逆袭的可能。我那一届好几个人三百九十多分,最后面试被三百八十多甚至三百七十多的人逆袭。对于笔试排名相对靠后的人来说,在面试的时候也要有信心,机会无处不在;笔试排名较前的朋友,也仍然要有忧患感,仍然要做好准备。面试会增加英语听力测试环节,大体难度跟六级差不多;面试要注重礼仪方面,同时也不应过于紧张。每个老师基本都会从题库中抽出问题与你交流,除了掌握基本知识之外,一定要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与拓展。面试的老师可能更注重的一个是基础的认识、一个是发展性的延伸。发展性就包括知识的拓展、可能的学术研究兴趣、以及可能比较有让老师感触的吸引点,在这方面可能通过自己的学识来让自己显得更优秀。除了知识素质面试外,还有很多个人展示层面上的面试,比如做自我介绍、谈谈自己的一些经历、感触的书以及对研究生的期待与计划等。

当然整体过程还是会比较累的,日常就是看书、刷题、整理等,会比较孤单无趣。因为我当时从九月开始准备,其实时间是比较赶的,压力也相对较大。所以要提早做好规划安排。备考期间每天也有相应的基本任务和规划,比如专业课整理、英语政治练习。当然并不是说每天必须坚决执行,但要有大体规划的意识,这样自己心里也有底,能知道自己需要在哪方面加强等等。

 

记者:您刚刚提到您在大学的时候找过工作,这会和考研冲突吗?

郑国平:因为大四课程安排很少,这就少了一个方面的压力。招聘主要是以校招为主,我参与招聘主要是稍微积累相关经验,当时还并没有确定一个重心,所以不会有太多冲突。在完成平时的学习安排的前提下,有时间就去看看招聘,剩下的时间就多看看书。当然这样两个方面准备了一段时间后,最后觉得自己还是学习比较开心、自由,所以后期注意力就专注到考研方面了。在两者面临冲突的时候,还是自己先去接触两方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然后做个选择。

 

记者:那么您还记得当时自己具体是怎么安排备考的吗,比如每个月复习到什么状态?

郑国平:九月基本是考研信息整理、材料准备时期。一定要与考过研的朋友做经验交流,比如复习计划、答题模式、考卷形式等等。了解之后主要靠自己进行安排。因为政治的提纲一般是十月多下来,所以可以先学英语。公共课一定要重视。

十月份出来政治提纲后可以侧重政治。要关注时事,除此之外还有教材、题库。同时我认为自己要腾出时间整理出一个自己的体系,这样印象会比较深刻,之后复习也会比较简单。

到了十一月份主要是专业知识的一些整理。对于研究生考同专业的同学来说可能会相对简单一点,因为大学多多少少有一些积累,但如果跨专业考研的话,那么必须早点准备。

十二月左右基本就是最后的冲刺,可以进行一定的侧重强化。当然要有一定的心理暗示,因为到最后大家压力会很大,而且会觉得题都刷不完,甚至突然觉得很多本来会的题目自己又不会了。所以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要适应考研基本的答题模式。

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心理状态比较平和甚至反而很期待赶紧考试,这样自己也算是可以解脱了,心态是至关重要的;当时政治笔记都整理好几次了,体系熟悉了,剩下的基本不看书都了解,就算有些忘记了都知道在哪里;英语除了考研词汇外,也看了几遍词典,对真题也研究了不少,得出一些规律;专业上也整理了很厚的笔记,我是个不太喜欢背诵的人,因为我认为文字是用来解读与理解的,把握了整个思路,具体的内容可以自己去充实。文字并不成为我的负担,我靠笔来记住它们。

 

记者:整个备考的过程和紧张程度和高考挺像的,但是听您的叙述我感觉会更加孤独,因为考研更多的是一种孤军奋战。

郑国平:对,考研从大环境上还是和高考有差别的。因为高考是大家一起在拼,会互相激励虽然也会同时增加不少的紧张度,仿佛就是一场全员的大战役。而考研的话大家有不同的选择,更多的是个体化准备,仿佛就是一场单兵特种作战。像我当时有室友是找了工作,就比较放松。而对于考研的人,就要坚持、克制,自觉复习最实在了。

孤独的时候还是可以多找朋友交流、倾诉,或者和老师沟通等,不要让自己从孤独变成孤僻。虽然说成功历来要经历孤独的过程,但还是要注意自己心理健康、心态淡然。因为考研除了知识更是心理与心态方面的考验,考研也是修心的过程。

当时在准备的半途开始觉得比较孤单,因为这时候你是不能回头了,前面的路好不容易走完了,但对后半程艰难的路途还是有所恐惧。这时候就要想办法多找人多加交流。父母呢,其实对这方面并不了解,最多就是表示支持;而朋友们其实在大四都有各自的打算,相聚比较少,有时候自己遇到的考研的问题他们也不太懂;所以似乎只能找研友,但也会考虑会不会占用他们太多的时间,也会担心会不会显得自己太娇气。

那时候很庆幸有自己的一些有趣的老朋友们,他们比较乐观,虽然他们不考研,但我们聊一些学习之外的事情。因为当时除了学习可能最多也就是看新闻联播,主要是为了保持正能量的样子。通过他们就有一个了解外部信息的窗口,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包括有什么好的电影、好的书,最近的社会事件,或者随便说说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虽然表面上看这种交流占用一定的时间,但是在规范交流次数之后,你会发觉交流后的自己,心情大好,压力少了很多,积极性得到很高的提升,学习效率比较高涨。

其次要学会找到其他的舒缓压力的方式,比如运动、听歌、散心等,周六日的时候也给自己多一些的休息时间。

 

记者:我认识的很多同学好像从大三就开始准备考研了。您从大四开始准备还是比较厉害的。

郑国平:我觉得还好。大学是规划自己人生的阶段,所以大学前几年我会注重其他的一些积累。在完成基本的课程之后,我常去图书馆借书看。不仅是专业的书目,还涉及其他门类的,我当时对主要大类都有不少接触,也会根据自己的兴趣集中关注其中的一两个问题。比如经济上关注中国经济奇迹与亚洲经济,社会上留意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问题,历史上关注新世界史观与现代化观倾向,政治上会思考精英主义与良政善治观,哲学上会读一些佛教的相关书籍。包括平时没事阅读阅读英文报刊,像《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等,中外经典文学作品以及现代作品等也对我帮助很大。多涉猎是我的爱好。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众多时代精华中催生的产物,因此对于知识的要求比较广。在复习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很多特定的概念及架构都有所了解,这就省下很多时间。所以复习到最后还是会觉得自己一些前期的知识积累、兴趣的发展会对复习有所帮助。

 

记者:那么考研期间有没有什么具体难忘的小故事呢?

郑国平:对我来说,考研的整个过程是比较简单的,基本是两点一线的孤独征途。但其实从个人出发是可以让这个经历变得不同。这个过程本身是属于自己的,可以自由安排。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选择读研时,家人比较反对。因为一方面家乡的风气比较重商主义,觉得毕业就可以工作,无须考虑读研;另一方面是由于家族所接触的人普遍是早早出去奋斗了,受到高等教育的比较少。而且就算接受了教育,毕业后大多就业情况一般,这就受到轻视。没有形成有利的教育成功的效应,反而产生不良的高等教育浪费时间的观念;再一方面考研存在风险,不能确保能考上,而一年只有一次机会。这些责难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因为我除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外,所剩的就是等待考研的到来,从而用事实去证明,在这个过程我不能做什么。在父母看来,我实在太不听话了,是年轻人做事不考虑后果的行为,是在逃避工作责任等。

我知道观念不同很难强行解释,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选择并且毫不妥协。这些反对意见反而更加坚定我一定要成功的信念,因为这是我自己独立自主做出的抉择,觉得证明自己真正长大的时候到了。很幸运,后来就走过来了,对一切责难也就做了最有力的回应。

第二件小事,就是当时接近十一月了,才被告知因为报考地点的限制(籍贯以及考场有限等理由),必须回生源地参加考试。十二月下旬的考前一周,时间很赶,我只能从本科所在的山东飞回福建。当时正好最后冲刺八套真题出来了,我买了但是还没做完,飞机行程大概有两个半小时左右,就觉得这个时间不刷题就非常浪费。于是就在飞行过程中刷题,当时觉得的我还是挺帅的嘛,都快给自己感动的想哭了,只是摸了摸口袋发现忘带纸巾哈。毕竟我也是在天上做过真题的人呀!虽然旁边的乘客都投来好奇的目光。

因为一旦养成了学习的规划习惯之后,就不太适应没有按照规划学习,很多事就自然而然的展开。其实整个考研过程主要是要下定决心并养成自己的习惯,这样每天过的都会不同,每天都有一个全新的自我。因为每天安排不同,学到的以及掌握的、思考的内容都不同,渐渐地理解的更牢固、刷题也更快,会觉得自己超额完成任务,反而生出一种成就感与新鲜感。

你应该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

记者:您现在具体学习的方向是科学社会主义,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学科方向吗?

郑国平:科学社会主义(以下简称“科社”)在我本科的学校山东大学并不是划为马克思主义大类的,而是纳入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系的专业。对于科社的争议,山大也曾一度要把其归入马院,以便与各主要大学学科专业设置能一致,但最终考虑到作为传统而又是特色专业,在政管中有富有极重要的影响所以不并入。在北大,科社是纳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科社内容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因此仅仅是各个学校学科设置的不同而已。

我选择这个专业最大的原因正是它的交融性。这个专业虽然作为马克思主义下的具体专业之一,但是其研究领域颇为丰富,不仅仅是马克思的有关经典还包括现代化、历史、经济、哲学等。科学社会主义在本科公共政治课中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一部分,但实质这个学科并不能以某一方面做出概括,在研究生阶段科社依旧是独立出来的学科。科学社会主义按照普遍的定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性学科,但现实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始终在与时俱进着。

因为是结论性的,所以得出结论的来源肯定是丰富的,毕竟马克思自己的体系也是包括哲学、文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等,纳入众多成果才形成这个理论体系。这个学科的要求是了解更多学科的特色,这正是我的兴趣所在。也许大家认为研究生比较强调专一、专业,但我们的专业是更倾向于实现共通。

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是尊重传统、立足现实、把握未来,将三者统筹兼顾,同时贯穿其中的主轴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一个学科的精神理念就像是它的灵魂,学习一门学科不仅在于知识上,更在于体会并坚守学科精神。

 

记者:马院除了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还有其他的什么教研室呢?

郑国平:马院的整体设置是比较丰富的,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向。并且会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增设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比如中华民族大复兴等。

 

记者:那在这些方向中间,科学社会主义是其中比较偏理论的方向吗?

郑国平:科学社会主义有理论但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一个注重实践的专业。一方面就我国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就是在践行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就是需要对现实情况作出一定的阐述与解释。

    北大马院的研究主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文本的研究即对马恩经典的研究,我们开学的时候学院都会发放马恩选集、毛选、邓选等等作为文本研究的依据,当然这主要是要求了解马恩,真正的找到有关论据,克服断章取义;另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阐发,本着批判、思考与发展的原则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偏向于这个方面,当然科学社会主义本身也存在文本研读,但我们还是比较鼓励关注现实,关注检验与发展,所以我觉得其本身可能的研究形式比较活泼,不会过于固定在研究文本之上。科学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阐发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记者:那么如何关注现实,如何检验理论的实践与发展呢?

郑国平:一方面是必须研究多学科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实际调研;但最重要的还是自身需要留意与关注身边的事,引起注意的现实往往是作为矛盾体存在。因此关注现实就是关注矛盾,秉承问题意识为导向就能更好的认识到现实,从而解决这些问题。

检验的话,除去逻辑上、理论上、实践上的检验,重要的是自己不断地留意、跟进、反思。因为你可能会忽视很多的因素,从而导致结果并不是真的。所以这方面比较综合,需要理论、实践不断跟进、分析,需要不断获取各方面的知识与思考。

 

记者:科学社会主义方向除马恩经典之外有没有什么必读书目呢?

郑国平:我认为这个学科的要求范围是比较广的,所以除去马恩经典之外,需要史学基础比如科尔顿、帕尔默的《近现代世界史》以及中共党史等;哲学基础比如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德国哲学体系;国学基础比如孔孟老庄思想等。

 

记者:那您可以推荐几本吗?

郑国平:世界史方面目前的主流取向是推崇全球化与现代化。因为到了现代,中国也认识到了要自觉推进现代化的建设,这方面推荐北大的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从宏大叙事角度出发的话,可以研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及孔飞力《叫魂》等;经济方面,可以留意新制度经济学派比如科斯的《企业的性质》、新自由主义学派比如哈耶克系列作品《通往奴役之路》等、卡尔波兰尼的《巨变》、中国经济方面还是主要参考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书目等;中共党史方面以杨奎松作品为参考、《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等;政治学上以亨廷顿与福山为代表的秩序派《变革中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起源》等;文学上自由开放的,个人比较喜欢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加缪《异乡人》、东野圭吾系列与明代小说等;哲学上禅宗《坛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剑桥哲学史系列。

 

记者:像近现代史、政治经济关系等,马院会开专门的课程吗?

郑国平:一般不会,开设的课程更多的还是比较直接挂钩的专业课,比如马恩的政治经济学。科社的老师在专业课授课的时候会多方引用各种知识,也会推荐很多其他专业的书目,帮助我们多拓宽视野。虽然可能学习任务比较重,但是经历之后总会有很多收获,因为觉得自己懂得很多学科的知识。

 

记者:那马院的研究生是两年制还是三年制呢?

郑国平:两年制的。大部分社科类的专业现在普遍是两年制,所以我现在也在准备毕业论文了,主要是关于公共政策方面的特别是供给侧改革的研究。

 

记者:您在研究生阶段比较关注公共政策方面吗?

郑国平:对,因为公共政策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所以我在这方面是比较留意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精神就是一定要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来进行研究、调查。公共政策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不是很容易的能一次性就完全实现的事,涉及绝大多数人的福祉就是一件大事,这也是中国受到多方压力与质疑的原因。但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去努力地改变、改善。

 

记者:那么你们在研究公共政策如何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服务时是具体通过怎样的方法呢?

郑国平:从方法上来说,首先一定会借鉴社会学的方法,从系统观角度去研究。公共政策的实际影响必须要到相关社会领域去了解,才能发现其中的优点与不足;其次我们也必须要进行模式的建构,将这项政策的影响界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考虑有关影响因素。

具体而言,首先我们强调组织上的形式。研究需要团队的存在,但我们更要面对的是各方利益团体的存在,一个公共政策的分析致力于从各方的看法中判定出各自的利益取向。当然,很多方面我们无法考虑得很周到,所以我们是允许存在可能的误差的,即可能的偏差;因此第二就是必须不断的修正偏差甚至是错误。在实践中、理论上都需要自觉如此;第三是必须引进多方面的成果来验证,必须包含理论建构、科技、问卷调查、走访采访、数据库分析等等。

 

记者:那你们研究的公共政策会投入实际应用吗?给已经推行的公共政策纠偏或者研究下一步即将要推出的政策。

郑国平:北大有不少重要的战略研究所,这些研究所承担着许多重要的国家课题,这些课题自然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因为当时正好有个机会,我得以和研究所一起做个课题并参与了大部分流程。当时的课题是关于内蒙古实施“十个全覆盖”这项民生工程政策的研究,我们都实地的调研过,最后也形成总结报告。这项工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基础建设的,所以对“一带一路”战略以及推进国内基建都有影响。

  马院也有自己专业特色的研究所,对我国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上都有建树。虽然从性质上看主要是理论上的研究与各相关材料的整理汇编,但是“哲学武器一旦被人民掌握就会成为巨大的物质武器”。马院最新的课题就是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以来一系列文件文集等整理也就是“马藏工程”,这项工程对中国的影响是必将是巨大的。

 

记者:那您接下来想要往哪个方向走,是继续研究还是工作?

郑国平:这个问题我最近也还在思考。这和当时考研也是一样,又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选择时间点。我正好在马院学工办值班,所以有机会接触不少已经找到工作的学长学姐,也接触了马院各专业的博士们,多聆听他们的看法与经历。但现在还说不定,边走边看。目前比较倾向于继续读博,为社会主义贡献智慧与青春啦。(笑)

“当助教就要负责”

记者:那马院的研究生是都要做本科公共政治课的助教吗,还是自己报名呢?

郑国平:因为马院负责本科大部分公共政治课的任务,开课比较多,班级、学生也比较多,而相对来说马院研究生人数比较少,所以学院是比较鼓励大家担任助教的。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与时间自由选择。马院致力于把公共课打造成北大的“名片”之一,所以公共课需要北大、马院以及本科学生共同的参与和支持。

 

记者:当初为什么会报名当助教呢?

郑国平:因为一个原因是来北大是对我考研以来努力的最大肯定,所以常心怀感恩,也常有回报北大的执念;二来是本科期间自己的积累,自己的感悟和实力都比较成熟了,助教工作是我的一个展示平台也是难得锻炼的机会。我对自己选择做的事业,一向比较坚定与保持热情,决定做个不同于本科状态的自己;三来助教作为沟通的主要桥梁,能够接触很多优秀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使自己能够广取众长。

 

记者:您做助教工作非常地认真细致,也特别受同学欢迎,比如上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程同学的每一份报告和论文您都有回复和修改意见。您是如何想的,或者说如何一直坚持如此高热情地进行助教工作的呢?

郑国平:其实我感觉我做的工作并没有那么多,那么好。客观上说,相比其他政治课程,形策课不需要组织多次的课堂讨论,而是主要以作业的形式;另一个特点是单双周,课程量也比较小,虽然班级人数比较多。我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要认真的对待,要充分了解形策的课程特点去做出合理的安排,不希望给大家带来过多的困扰与负担。

作为助教,既然已经担起了这份责任,那就是自己的光荣使命了。虽然研一第一学期学习任务也比较重,但是都会腾出时间与精力来布置有关的助教工作,比如写好每一周的主要事宜通知、组织好大报告的讲座、随时回复同学们的提问等。特别的随着形策课程的开展,我发现大家的态度都很认真,都比较关注助教对他们的作业有没有看,有没有修改和建议。大家的参与都很积极,大家的诚意我也深深的感受到的,所以给我很大的推动力,特别感谢他们。

形策课程中同学的论文受制范围较小,大家的自由度都比较高,我很喜欢看大家多方面的观点,而这对于我自己而言其实也是在学习。大家其实都是很有水准的,当时我整理了一些大家的报告、作业,从倾向上说其实左中右各种观点都有。但我并不因此感到困扰反而很感到高兴,大家能够随心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与分析,使得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记者:您做助教要负责多少学生?

郑国平:取决于负责的班数和课程容量。带几个班得看主管老师和总助教的安排。上一年是统一安排,一个人带一个班,一个班170多人。这学期有了变化,增加了一个班,我带了两个班,两个班级的学生量大约是270多人左右。

 

记者:一个班一百六七十人,如果把论文都看一遍并认真回复,需要占用您多长时间?会和您自己的事情,比如期末产生冲突吗?

郑国平:对报告心得以及每份论文,我基本都看了四五遍了。第一遍是电子版,主要统计作业情况以及有个大概的主题了解;剩下的就是纸质版审核,从论文格式、内容、思想性以及论文手法特色等进行再阅读。因为当时决心要推出一些比较优秀的论文并汇编起来,所以在这方面需要严格审核。以内容性和思想性为主,然后从文本出发去品读与理解。因为我对形策本身就有很大的兴趣也比较擅长,学生们涉及的主题,我都有所了解并不觉得陌生。我知道对好论文需要认真的多次的阅读,才能形成一个总的感观,才能做出个比较客观的评定。

审阅过程是占用不少的时间。每篇小论文都至少七八分钟,加上需要回复建议等,十五分钟左右是不可少的。除了双休日期间需要用来处理外,还需要在平常的时间里定个要完成的数量指标以及固定抽出两小时以上去审阅,好几次在凌晨一点多才回复。后来到了期末时期,自己论文压力也很大,这两者任务都挺艰巨的,但还是在规定的安排内优先完成审阅论文的事宜。至于个人的论文问题,能协调稍微延后的就延后,不行的话自然是自己加班加点的完成。

 

记者:那您平时在微信群中和大家的互动也很多,比如很详细的提示课程要求,还有温馨天气提示。这让人感觉不仅是时间花费,而是非常“走心”的。

郑国平:在课堂上与大家有简单的接触,在作业上又与大家有所思想交流,所以并不陌生的。助教助教,助者,不仅是老师们的助手也应该是同学们的帮助者;教者,不仅仅是在学业上进行引导,更应该在同学们的心理状态、素养行为以及生活状况上有所作用,让大家开心健康的学习并且是积极主动的参与学习是我的理念;相对助教这个身份而言,我首先是以学长的身份来看待大家,照顾同学们是学长的义务;而且我自己又是马院院研会主负责生活部的部长,在这方面自己也了解的比较多,所以肯定都会挂念大家,乐意为大家服务。

 

记者:做助教工作中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吗?

郑国平:做助教会碰到不少有趣难忘的小故事,我在这里说三件小事吧。

第一件是点名考勤的事。有一次,似乎同学们来的比较晚,来的比较少,又正逢主管老师的课。所以在主管老师的建议下,我就进行了点名。本来通过作业自认为对大家的名字都挺熟的,结果由于自己读书少,在点名的时候,发现点错了好多同学。但是大家都很善意的宽容了我,并且很自豪的介绍自己,很有自信。

第二件是和同学们之间温暖的互动吧。同学们都很积极的跟我互动,也不时的有讨论一些话题;经常在节假日的时候发祝福信息给我;对我的称呼也从助教老师逐渐的变成助教师兄、助教哥哥等,我觉得这体现了亲切感与信任感,我心里感到很暖。

第三件是比较有创意的事。形策大报告讲座由我们助教各自组织参与,记得有一次由于总指挥处没有安排妥当,导致不少同学无法按照门票上的座次对号入座,都四处分散就座了。这打乱了本来计划让大家在考勤表上签到的安排,好几位同学发消息给我说他们和大部队走散了,问我要怎么签到?我后来想了想,最终采纳了一位同学的建议,那就是现场将自己的门票和舞台拍到一起把图片发到群里签到。这个方法比较有创意,大家也很惊喜,纷纷秀了一波自己的拍照技术,主要还是为了锻炼大家拍照技术。(笑)

 

记者:您怎么看大学生抵触政治课的现象?

郑国平: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是很正常的,本身属于大家的意愿的表达。既然是公共课,自然就有多样的个人感受与看法,抵触也只是其中一种而已。但我们正视这种看法,并且马院本身也一直在探索进行公共课的改革,使公共课能够被更广大的朋友们理解与接受。公共课的难点在于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结合、将专业性与大众性相联系,这其中包括不少困难与艰难的教学探索。

公共课的困境是多方面造成的,对此我们都需要做客观全面的分析。就公共课内容架构来说,是存在不完善与不足的。因为公共课的主要框架还是从苏联教科书模式沿用下来,这就造成与中国教育有所出路;在有关内容体系上,不少观点缺乏更新、解释不到位乃至过时了。这点在日常同学们的提问中就发现,教科书没法解释一切,所以教材上需要不断的更近与调整,幻想万古不变、长久有用的教科书是没有生命力的。

第二就是有关授课老师的风格有所影响,教师对公共课的理解影响学生的兴趣。不少老师按部就班、照本宣科的讲授,对学生来说就缺乏吸引力。我想造成这个原因多半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看法:那就是本科的公共课限定讲授的标准就是给学生打基础就行了,至于思考研究等那是研究生阶段的要求,这一点我相信他们都忽略了北大同学的知识与智慧。

第三就是学生自身的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对公共课总习惯认为自己有基础,也理解不少,不太需要再学习。这些看法可能不够谦虚与谨慎,往往也容易断章取义、教条主义或过激主义等,从主观上就带有偏见,不给自己再了解再认识的机会。公共课的内容、用词以及行文都是很有讲究的,多留意为什么要用这个提法,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敏感度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认为公共课应该是给学生传递知识体系的,这种体系也应该是开放式的。但希望大家最好能先去理解它,然后合理批判,而不是简单的把公共课的问题直接指向马院,这种方式对实质问题没有任何的解决作用,反而会产生不必要的对抗矛盾。当然马院也支持配合学生,乐意去倾听学生的意愿,会有不足但一直在留意与改善。公共课不仅是马院的责任,更是北大与中国的责任。

 

记者:您还有什么其它想说的吗?

郑国平:我比较看重独立人格,这是北大所坚持的精神,希望大家都能坚持初心,做出对人民负责的选择。我认为年轻人一定要保持奋斗的心,不管是工作还是考研,也不管是成功还是挫折。再就是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还要多为他人着想,学会换位思考,因为北大的学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需要多为他人做贡献。

记者: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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