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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晚清:忆F老师及那些年给我的影响(边旭)

guo  2017.06.08   特色课程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210

那天本来要睡了,突然看到微信上有人说可以写写北大的老师,闲来无事,我就躺在床上回想。要说特别喜欢谁,其实一直都没有,可是呢,脑子里突然就冒出“朝贡体系”四个字,不知何故。前几天看到有交换生吐槽F老师“没准备好给国际学生授课”,真是很难想象,那段历史要怎样用英语全面且妥帖地表述出来。所以,我将讲讲教给我这些知识的F老师,以及后来自觉不自觉间给我的影响。

F老师主攻中国近代史,上他的课是在大一下学期。他讲课抑扬顿挫,感情充沛,从1737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华,一口气讲到民国,然而重点还是在晚清,光复习用的PPT就有100多页。他的第一堂课,有批评中学的历史教育过于狭隘,导致我们现在缺乏基本常识,忘记具体讲了什么,总之那时被他的语气震住,然后觉得这老师好像有点个性,不妨认真听课。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中国的冲击到底有多大?所有这些我一直视为理所应当的结论都被质疑

 

“东方”不是东方

也许是世界范围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饱受“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影响,或是意识形态原因作祟,F老师介绍完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后,很快开始对几个靶子加以批判。

首先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从美国学者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判展开。在萨义德看来,欧美学界流行的东方学,是西方用于控制、重建东方的一套方法论。如果说君临东方是西方的最终目的,那么控制与重建就是重要的方法与步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东方”概念,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真正的东方反倒是作为一个“他者”的角色而存在,完全丧失了话语权——“东方学是西方的东方学,与真正的东方无关。”

萨义德在阐述撰写《东方学》一书的意图时表示,研究东方学的欧洲学者们,其实是将东方视作了“镜中的欧洲”:欧洲优,则东方劣;欧洲强,则东方弱。为了使东方驯服,东方首先必须被认识,然后被入侵和占领,然后被欧洲的学者、士兵和法官们重新“创造”。

在探讨世界近代历史时,东方主义时常是矛盾的。一方面,东方被欧洲人理想化、神化,成为梦寐以求的黄金国度,间接地指引着欧洲人去征服和占领,其实质无异于对殖民运动的推波助澜。而在某些方面,东方则被西方丑化、妖魔化,成为避之不及的荒蛮之地,这又为西方封锁打击东方提供了借口与心理暗示。

想象中的东方——《蝴蝶夫人》

 

之前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为何相比于亚洲男性,亚洲女性在欧美婚恋市场上较受欢迎,文中也借用到“东方主义”的概念。遐想中的东方往往是柔弱的、非理性的女性形象,西方则是强壮的、理性的男性形象。体现在文化领域,是《蝴蝶夫人》的柔弱无力、《西贡小姐》的隐忍顺服,《图兰朵》的蛮横无理,这些在西方广受欢迎的艺术作品体现出西方作为男性视角对东方所固有的一套思维定式。

几年前,我在朋友推荐下看了一部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的电影——《蝴蝶君》,和《蝴蝶夫人》相似的开头,然而我没猜中结局。电影改编自曾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例:上世纪60年代,法国驻华大使馆职员布尔西科被一名京剧名伶吸引并义无反顾与之陷入爱河,虽然两人经历分分合合,但都“深爱”着彼此。这名“女子”甚至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并一直追随他到巴黎。20年后,布尔西科因泄露情报被法国政府逮捕,站在法庭上,才发现陪伴多年的“中国女子”其实是一个男人,且是利用他获取情报的间谍。

 

布尔西科和时佩璞在巴黎的庭审现场

这是给传统东方主义观点的一记耳光。

 

对“冲击——反应模式”的再探讨

第二个批判的是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这一学说的认识起点是“西方中心论”,将西方近代社会认定为动态的、进步的,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社会则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

这套理论我在中学历史试卷上接触过不下五六次,然而从未想过去质疑和批判。大概是从F老师的课上,我才开始对过去一直视为理所应当的结论,和某些历史人物的盖棺定论产生怀疑。“冲击——反应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割裂了东亚历史的延续性,忽视了东亚传统国际关系中内在的动力,尤其忽视了1840年后中国士大夫及各类仁人志士主动求索的历程。“反应”的主动性在1860年后日益强烈,自那之后,社会内部结构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剧烈变化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主要动因。另外,儒家文化历来强调的实用主义——经世致用思想也为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在内的士大夫们提供了主动的、现实地处理变局的理论源泉,虽然仍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近代欧洲的历史是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同时进行的,逐渐走出了一条现代化发展之路,尤其在政治体制和民主改革方面。然而反观中国,因为遭受大量外来入侵,尤其在五四运动后,救亡图存压倒了本应同时进行的民主启蒙,而救亡要求的是恰恰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高于一切,国家统一高于民族自决。中国的历史进程决定了其在政治体制上不会被全盘西化,只能在借鉴和探索中逐步前进。

 

李鸿章:夹缝中的外交

 

在我固有的印象里,李鸿章无非代表清政府签了一个又一个卖国条约,实在难逃“卖国贼”的恶名。及至F老师的课上,才对他的人生有了稍微全面的了解:得益于曾国藩的栽培、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积极推行洋务运动、代表中国多次出访西洋、被西媒誉为“东方俾斯麦”、私下支持过维新变法,当然签订诸多卖国条约也是事实。不得不说,晚清史中颇具代表意义的事件,李鸿章几乎全部出席。梁启超曾撰《李鸿章传》,将其一生概括为“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李鸿章”。读到李鸿章对中国局势的判断,不得不佩服其洞察力及远见非常人所能及。“海防为上,夷自海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是对日本“近在肘腋”威胁的清醒认识;成立海军衙门,一手建立中国第一支现代化海军;甲午战争后赴日本议和,据理力争;被迫签署《马关条约》,遭来国人一片谩骂。即便他本人也说“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嘲笑自己是清朝这个破屋子的“裱糊匠”。梁启超后来评论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李鸿章思想深处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以一人之力从体制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举措;在外交上,他既要维护清朝立国的传统外交体制——朝贡体系,又要适应与之完全对立的民族国家间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些难以调和的矛盾,注定了他的失败。  

及至读到他晚年的遗折,即便跨越百年,那份拳拳赤子之心,今日看来,仍然感怀。

 

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暝……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

——李鸿章遗折,1901

 

后来的后来

那些年编辑过的刊物,如今看来非常感怀

 

这门课我顺利地通过了,88分,至今还记得。再后来大二时学院让我组织编辑院刊,选题是“五四运动与巴黎和会”。大概是受F老师的影响,我选取著名的“卖国贼”——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作为研究对象,穿梭于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之间,翻出了他晚年旅居国外时写下的回忆录,部分还原了“二十一条”的签约过程和“五四运动”的历史面貌,文章名为《亲日与卖国之间》。

 

从曹汝霖的角度看,他参与“二十一条”谈判、经手西原借款、参加巴黎和会,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尽职尽责而已。以当时之实际情景而论,中国自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以来,一方面是国是不振,另一方面外强压力不减,二者相互激荡之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面目。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社会心态下,凡是主张对日本采取务实、渐进策略的人,几乎都得了卖国贼之名。

一般来讲,外交本身是一场折冲尊俎的表演,讲究博弈和妥协,当事人所能做的,无非遵循次优原则朝着最不坏的、可预见的结果前行。然而,弱国之下,外交官往往成为发泄民意的替罪羊,最后背负了千夫所指的历史骂名。

——《亲日与卖国之间》

 

溯至近代,及至今日,历史和政治的面貌往往比想象中复杂千万倍,后代的修史者出于各种目的,将某些片段刻意提取出来,群体无知和易被煽动的特点,往往被政客利用,玩弄于鼓掌之间。所以,独立思考、全面判断,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17223

于瑞士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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