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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胡适教育思想及其贡献(张翼星)

guo  2017.06.08   经验与探索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130

蔡元培于191719日就任北大校长后,很快就请来两位重要人物,经历“三顾茅庐”的拜访,并呈请当时的教育部批准,便于113日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同年8月,由于蔡元培早已了解胡适“旧学邃密”,“新学深沉”,加上陈独秀的推荐,蔡元培又聘任在美国尚未正式获得博士学位的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这样,北大便很快形成了蔡、陈、胡三大台柱,人们尊称他们为北大早期的“三大巨头”。他们三人正好都属兔,蔡元培生于1867年,比陈独秀大12岁,陈独秀比胡适大12岁。胡适回国任北大教授时,年方26岁,而蔡元培年正半百。人们又戏称他们为北大的“三只兔子”。由于他们引领一大批社会精英,利用北大讲台和《新青年》等刊物,推波助澜,不仅使北大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播地和“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发源地,而且由于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掀起文学革命的高潮,批判旧思想,倡导新思潮,更使北大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不过,“三柱鼎力”之势并没多久,由于某些特殊原因,陈独秀于1920年去南方参加政治活动去了,北大领导层便剩下“两只玉兔”蔡元培与胡适,在北大推动改革,发展教育,创新学术,培育人才上形成精诚合作、共同支撑的两大台柱,并与蒋梦麟,傅斯年等同仁一道,撑开北大一片天,使北大学术繁荣,人才辈出,蜚声中外,并对全国的教育、文化、科学事业发生深远影响,作出重大贡献,这里着重谈谈胡适的教育思想及其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关连。

应当看到,胡适与蔡元培在思想来源、学术观点以及在治学风格和个性特点上,并不是没有差别和分歧的。

蔡元培曾多次游历欧洲,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主要来源于德国,作为一个有着长期“礼乐”传统影响的人文知识分子,他在思想深处是与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相亲近的。在哲学上,他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影响,也把世界区分为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但康德哲学基本属先验论和不可知论,认为人的认识不可能由现象世界达到本体世界,那“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这就为宗教信仰留下了地盘。蔡元培则一开始便认为,通过包含德育和美育的世界观教育,特别是美育这座桥梁,可以沟通现象与本体这两个世界,并且将审美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主张通过德、智、体、美育的全面融合与发展,养成一种健全的人格,一种合乎理想的人。同时在教育上,他又更多地接受19世纪德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洪堡的影响。洪堡思想的显著特点是:强调大学的学术研究,尽力促使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提倡学术自由,重视学生的自由选择,鼓励师生在学术方面的独立研究和创新成果。

蔡元培将洪堡的思想与经验融合中国传统思想的包容性、人文精神等优秀遗产,在北大提出并实施了一种崭新的高等教育观,其基本要点是:

       1、认定大学的基本性质为“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者与教师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激发学生研究学问之兴趣。

       2、明确提出并坚决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方针。这为北大奠定了基本传统,为学术繁荣、人才涌现开辟了康庄大道。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

       3、主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使受教育者发展能力,完成人格,而不在使教育者成为工具,供他人使用。

       4、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使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健全之人格。

       5、强调新教育的特点是:“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主张使群性与个性得到和谐发展,而尤应发展其个性。

       6、主张沟通文理,进行通识教育,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陶冶。

       7、主张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胡适的哲学和教育思想,则主要来源于美国,来源于以杜威为代表的实验主义(Pragmatism),对英语Pragmatism一词,大陆历来译成“实用主义”,如果把它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对象,这种译法当然比较合适,但杜威所说的Pragmatism,主要是强调一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与方法,看来还是以译“实验主义”为宜。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文中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的确道出了他的思想的主要来源与根基。不过,胡适又说,实验主义是达尔文进化论在哲学上的应用,所以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若从侧重方面说,赫胥黎是达尔文生物进化化者,直接影响到胡适社会政治思想的改良主义。杜威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直接影响到胡适的哲学、教育思想,应当说,胡适是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实验主义》一文中对实验主义作了专门的介绍和阐述,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他概括杜威实验主义方法论的两个基本点:“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胡适看到并把握了实验主义方法论背后的科学的精神与态度,并把它运用于几十年的研究与著述活动中,同时与他所受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学、考证学的个人训练相结合,依据个人的科学实践与经验,实际上也对实验主义作了某些修正与发挥,比如,他将杜威实验主义思维的五步程序(提问、假设、求证等一套思维规则)提炼、概括为他的“十字箴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使之更加适合中国学术、文化的习性。

   不过,笔者认为,杜威教育学说的实际影响,主要发生在中小学生和幼教领域,主要的传播和实施者,有杜威的弟子陶行知,陈鹤琴等一批人物。胡适虽然在特定的场合宣传、介绍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并且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体现了实验主义的态度与方法,但他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在长期教育实践中胡适所积极倡导和弘扬的主要仍然是德国洪堡和我国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一、进一步阐明大学的基本性质.蔡元培在1917年的就职演说中明确宣告:“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8年的开学典礼上,他重申这种性质:“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对此,胡适的观点完全一致。他把现代研究型大学看作一个国家的学术中心或文化中心。

   蔡元培以德国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为例,指出大学的一个重点职责和使命便是开展科学研究。大学必须既传授知识,又创造知识,使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并提到1876年成立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便是美国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学。胡适也正是以霍布金斯大学为例,强调大学的学术研究性质。该校校长吉尔曼是美国著名教育家,他提出“高等教育革命“新思路,正是以“学术研究”为大学的核心理念,认为“研究是一个大学的灵魂,大学不是仅仅教书的地方,学生不要多,必须要有创造性的研究人才。”胡适认为,有了“吉尔曼的霍布金斯大学,美国才有研究院作本体的大学,美国才把旧的学院提高,才有了真正的大学。”

       二、大力弘扬“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蔡元培一到北大,便明白宣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作出精辟的说明:“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胡适是自由主义在北大的重要代表人物,更基于他对繁荣学术的高度重视,虽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于北大包容某些旧派学者,他有保留看法,但由于这个方针符合学术发展和人才成长的规律,符合辩证思维的规律,他对这个方针仍然是完全赞同并积极贯彻的,这个方针也获得全校师生和不同学派学者的一致赞同,不但在蔡元培、蒋梦麟任校长时期得到坚决贯彻,而且延续到成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在抗战胜利后胡适任北大校长的两年时间里,也始终如一。因为它是在北大长期积淀、深入人心、挥之不去的观念和力量,它也是中西思想相融合的一个范型。思想言论的自由,确实是各种自由之母,本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传统。吸取西方文化的这一长处,正是针对中国文化的弊端。在历来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正如蔡元培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兼容并包”则显然更多地富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自古以来,中国历代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在文化学术上总是讲究融合,或曰“会通”,或曰“和而不同,”或曰“极高明而道中庸。蔡元培在阐述这一方针时,常引用《礼记》中的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胡适思想的突出特点是,他不但充分阐述这一方针在繁荣学术,办好研究型大学进程中的生命力,而且他要进一步追溯这一方针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土埌与根据。他引用南宋吕祖谦的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说明学术领域需要不同学派和不同观点,通过自由争鸣与论辩,以明辨是非,探究真理。在解释自由问题时,他不止一次地追溯至孔子的“为仁由已”,在他晚年的《中国传统及其将来》的著名演说中,还指出中国文化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可以构成接引民主与科学“中国根底”。

       至于“包容”与自由”的关系,胡适在《自由主义》一文中还特别谈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说:“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其实,由于中国长期文化专制的积习,蔡元培也已意识到制度性的“兼容并包”更加显得艰难而迫切,因而他特别看重和坚持这个方面,北大之所以能奠定这个中、西合璧的学术,文化传统,也是由于北大这个特殊的教育学府,蔡元培个人的学问、胆识、气度,以及当时北洋政府专制统治的相对空隙等多方面的因素酿成的。“五四”以来,国家执政的历史,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史说明,胡适是看到了问题的主要方面,如果执政着或领导总是自以为是,总是以为真理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从不自以为非,那么,别人即使在学术与文化领域有不同观点,也很难有什么自由了,对此,许多过来人都有切腹之痛的体验。

三、亲身履行并积极贯彻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现代国际高等教育的一大潮流,它主要源于西方,特别借鉴于现代美国的大学教育。美国现代通识教育的尝试,出现于1917-191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北大的一些著名学者,如胡适、蒋梦麟、冯友兰、马寅初等都曾就读于此)。我国教育界将美国教育界使用的General EducationLiberal Education译为“通识教育。”其宗旨是首先进行宽厚基础的教育,取得人类文明成果的认同,其方式主要是通过文明经典的广泛而深层的阅读,达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陶冶的融合。但这种通识教育,在我国并不是单纯的帕来品,我国从古代到近代的教育史上也可发现不少类似的资源。蔡元培要求沟通文理。一所大学,必须兼有文科与理科,这是基础,否则不能称为大学。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又把大学称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为了“破学生专已守残之陋见”,便不能“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学文学者,不能蔑视科学;学一国文学者,应与他国文学相比较,治自然科学者,也应涉猎哲学,如此等等。他倡导“德、智、体、美”育相结合,也是旨在培育全面发展的高端人才,并具有健全的人格。

    对于学问的博与专或广与深的关系,胡适作过浅近而恰当的比喻:“我们理想中的读书人是又精又博,像金字塔那样,又大,又高,又尖。”就是说,做学问,只有底子宽了,才能立得住、上得去。他深知博而不专,如一张薄纸,会失之于浅;专而不博,如一枝竹竿,会失之于陋。他本人就是通识教育的力行者。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既读西书,也攻读国学经典。他在《留学日记》中写道:“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为辅焉。”确实作了多方面的厚实积累。回国后他积极支持蔡元培“沟通文理”的主张。他说:“目的是要使文科学生多懂得一些科学,不致流为空虚,使理科学生多研究一点人生基础观念,不致流为陋隘。并说:“这种制度是世界最新的制度,美国之大学以文理院为基本,即是此意。”20世纪50年代中在大陆学界发动对胡适的那场批判,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教育,以及哲学史、文学史、《红楼梦研究》等,最后汇集出版《胡适思想批判》专辑共八辑,达数百万字。这固然说明当时批判声势之浩大,也更说明胡适研究领域之广阔。不过,我们综观胡适一生的学术成就,也可看到,他确有偏重广博,易兴趣转移而专深不足的方面。

       四、强调培养兴趣、发展个性的成才之道。在胡适看来,学术本身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崇高事业,它决不应受权势的驾驭或其他思想的钳制。他极力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解放。胡适特别尊重学生个人的兴趣,他认为教育制度的改革,就是要注重个人的兴趣、爱好。大学之所以提倡选课制,就是要让学生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让他多暗中摸索一点,扩大其研究兴趣。”这就是要“注重学生本能天才的发展,使他的知识能力有创造性。”学生毕业后,如何就职择业或升学选科?所谓“社会标准”,即社会的需要或风尚,而应以“个人标准”为重。在他看来,若不顾个人的兴趣与天赋,而硬是选择社会吃香的热门,结果就可能使社会少了一个杰出的人才,而多了一个饭桶,到头来对社会与个人都不利。所以他主张择业选科,不要太注重社会的需要,更不要迁就父母、兄弟、爱人的所好,而只按自己的兴趣、性情和天赋能力去做。

这里涉及社会责任心与个人兴趣的关系问题。胡适把个人兴趣置于社会需要之上,似与一般伦理原则不符。他在评价杜威教育思想时分析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历来的思想家有偏重责任心者,说你“应该”如此做,不管你是否愿意,如中国的董仲舒和德国的康德;也有偏重兴趣方面者,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有些哲学家则把个人兴趣看做偏向自私自利的行为,便把它与责任心对立起来。胡适支持杜威的看法,责任心与兴趣并不互相反对。“兴趣并不是自私自利,不过是把我自己和所做的事认做我自己的活动的一部分。”这样真正的责任心就会是一种兴趣,兴趣不但与责任心不相冲突,并且可以补助责任心。胡适说:“没有兴趣的责任,如囚犯做苦工,决不能具有责任心。况且责任是死的,兴趣是活的,兴趣的发生,即是新能力发生的表示,即是新活动的起点。”他把个人兴趣与社会责任感统一起来,由此看到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于培养和提升人的兴趣。他说:“若是学校的生活能使学生天天发生新兴趣,他自然不想做不道德的事了,这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这对我们今日的学校教育是有启发的,从这里似可看到把德育、智育、美育贯通起来的结合点,并且避免德育成为脱离实际的抽象说教。

但是,人的天赋才能和兴趣并不是一开始就显露无遗的,往往需要在实践和摸索中逐步发现,胡适以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选择专业和自己在美国改变专业的经历为例,劝告青年朋友,不必依社会标准或亲友鼓励去追热门、赶时髦,而要依照自己的个性,顺应个人的兴趣去做,这不但易于取得成就,而且会生活得很快乐。

胡适的这些观点,是对蔡元培“顺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的重要发挥和发展,至今值得我们认真吸取与借鉴。

五、认真发掘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遗产。胡适在从事高等教育,全力建设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与蔡元培一样,既努力吸取西方大学的长处,又认真发掘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优秀遗产,并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他常把国内的大学与西方的大学作比较,注重学习欧美大学的先进经验;同时也把现今的教育与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作比较,看到传统教育中的某些长处,注意继承和发扬其合理因素。

胡适多次谈到,中国现代型大学的创立,比欧美的一些大学,要晚数百年以至上千年。欧美的许多大学为什么能长期延续下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两个方面: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和强有力的组织(如董事会、教授会、校友会等)。至于我国最初的大学,胡适认为可追溯至汉武帝时所设的“太学”,起初只有学生50人,后发展到一万多人,鼎盛时期达3万多人。但这种学校没有延续下来。同时在汉代也有私人讲学,如郑玄所创者,可看做我国私立大学的起源。历代私人讲学的场所,如各地的书院和学派盛行,使各种学术观点得到传播和阐扬。学校的公立和私立,历史就有并存的,二者各有所长。胡适认为私立学校的优点是:“比较自由,更少限制”。对于历代的书院制度,胡适更是情有独钟,兴趣甚浓。关于书院的著述,便有若干种,如《书院制史略》、《关于江阴南菁书院的史料》、《书院的教育》等。“书院”的名称,始于唐朝。书院具有学校的价值,到宋代更为进步。宋代有最负盛名的四大书院:石鼓、岳麓、应天、白鹿洞。直至晚年,他对书院的研究,仍然兴趣不减,努力搜集史料,专门研究清末“四大书院”之一的“南菁书院”,因而著有《关于江阴南菁书院的史料》,唐文治于1920年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力图继承古代书院的“遗风”,培养了一大批国学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胡适看来,在一千多年的教育史上,书院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历来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全在书院里。他甚至认为毁书院、办“学堂”,这种“革新家”的所为,难免有些“盲目”,他深表遗憾。胡适曾对比“学堂”与书院的教学方式,在“学堂”里,往往是教师“指手画脚”地讲授,学生“目瞪口呆”地听讲,这实在不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的适当办法,而书院制度呢?是注重自修而不是注重讲授,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是“被动的注射”,因而真有独到的精神。宋代书院多为私人集资建设,有学者前来主持,被称为“山长”,在院内负指导责任。院内广藏书籍,便于学生自修,也便于引起学生自由研究的兴趣。学者可自由讲学,因而有利于不同学派的出现,有利于“讲学之风”的盛行。可见胡适在尽力办好现代大学的同时,不忘传统办学的历史经验。他要求把现代教育的科学性与传统教育的某种主动性结合起来。此外,那始于隋唐,废于清末的科举制度,虽有内容陈旧、形式刻板、思想禁锢等种种弊端,但胡适认为一种文官考试制度,不但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其严格性和平等性,是其他民族和国家所少有的。在胡适看来,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并先后对印度、缅甸、英国、德国等国家发生过重要影响。

六、始终为建设现代新型大学而尽力一生,在北大工作的近20年里,胡适放眼世界,总是以振兴民族、发展本国的高等教育,培养高质量人才为己任。在他看来,现代新型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文明中心,而学术正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建设一所现代新型大学,固然要筹集必备的资金,物色和引进优秀的人才,但最重要的,还在于把学术提到首要位置。他认为,一所真正的大学,不能只有浅薄的普及,而没有深刻的创造,不能“但开风气不为师”,而应“又开风气又为师”。因此,他力求把北大办成学术研究的重镇。他赋予大学以民族的文化生命的价值,对北大尤其充满生命意义的追求。

对于建设现代新型大学的目标,胡适的思想是一贯的,并且是前后呼应的。

早在美国留学期间的1913年初,他便写有《非留学篇》,在留学问题上,对比历史与现实进行反思,提出“反潮流”的独特见解。民国初年,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资助学生留学,在国内形成出国留学的潮流,许多青年学子,纷纷争取。胡适本人也是在这股热潮中去到美国留学的。但到美国之后,他回顾我国文明全盛的历史时期,许多国家争相朝拜,并争遣弟子前来就学。如今这文明古国与西方列强却成了相反的状况,他不由得大声惊呼:“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这是由于唐宋以来,“吾国文化濡滞不进,”到近百年来,更是“国威日替,国疆日蹙,一挫再挫,几于不可复振。”他认为这是古旧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差别与对峙:“当我沉酣好梦之时,彼西方诸国,已探赜索隐,登峰造极,为世界造一新文化,开一新天地。此新文明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吴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忧时之士“乃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作百年树人之计,以为异日急起直追之图”。他感慨系之,于是说,“已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成弟子国,天下之耻,孰有过于此者乎!吾故曰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 由此他对当时留学制度和留学的风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留学制度只是由于我国教育与科学落后而不得不采取的救急策略,并非久远之计。它本身便有严重弊端:科举制作为官僚制度工具的“阴魂不散”,许多人仍把留学作为猎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留学时间过长,消耗财力甚多,对于治学育人实际上事倍而功半;只是暂时的补救措施,不是立足于国内,不能作长远的根本大计。至于留学生本身,胡适也看到若干缺点:求学成才上,有“苟且速成”的倾向;选择专业上,有重理工而轻人文或“重实业而轻文科”的倾向,读书志趣上有轻视祖国文化遗产的倾向,胡适常感叹于留学生中不阅读、不了解本国文化经典的状况。在胡适看来,只有物质文明发达而精神文明落后的国家,仍然是“野蛮黑暗的不文明国家”,那种对待历史文化的“数典忘祖”的现象是令人忧虑的。当然,胡适并不是完全反对留学制度,而只是立足于民族文化、学术的发展,要求改革这种制度,并且不视为长远之计。

胡适之所以非难留学制度,就在于他殷切希望国内有一批现代新型大学的出现,因为大学是保存固有文明、输入新型文明的场所。它负有再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如果国内没有这种大学,则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留学生回国缺乏用武之地;人人都抱留学之志,则国内文明无法进步;大量学生的深造,需远求于万里之外,费时伤财;现代大学之建设,非一朝一夕之事,留学之风盛行,则势难实现,等等。因此,他设想国内高等教育的规划,在设置省立大学,鼓励私立大学,举办专科学校之外,必须重点创办一批现代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所。

在他最后任北大校长期间的1947年,写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是他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实践和研究的一份重要成果,集中反映了他的意图和方向,明确提出了富于国际视野的现代新型大学的发展蓝图。

所谓“争取学术独立”,就是争取学术不依附于外在势力,争取不依赖外国,中国有自己的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练习”,而受过基本训练的人才,又可以在国内继续深造,从事科学研究,而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国内有专门人才和研究机构寻求解决,并且可与世界各国的学人和研究机构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他提出的“十年计划”,就是希望在十年之后建立这种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为此,胡适提出了两项重要建议:第一,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它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第二,大学生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他说:“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由此他提出大学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与责任”。他特别强调:“学术的发达,人才是第一要件。我们必须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们造成最适宜的工作条件。”他说:“有了这五个、十个最高学府做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十年之后,我相信中国必可以在现代学术上得着独立的地位。”可见在胡适那里,大学、学术、人才,是一而三、三而一的东西。

这个计划,是《非留学篇》中某些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也正是蔡元培大学理念的弘扬和发展。这是一个富于远见卓识的计划,可惜中断了几十年。今日所谓“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胡适在近70年前就提出来了。今日的物质条件不知比那时要优越多少倍,然而原来的北大精神和北大传统呢?胡适与蔡元培一样,是义无反顾地以学术研究为中心,始终倡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在今日的大学体制下,却障碍重重,积重难返。在当前大学领导层中,有如胡适这样尊学术,重人才、富胆识者乎?何中国学界争取教育与学术独立之如此艰难?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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