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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情怀,科学头脑——访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一)

guo  2016.05.13   名师名课   Comments Off on 人文情怀,科学头脑——访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一) 总浏览数:1,266

编者按:徐湘林老师早年艰辛的求学经历代表了一代人特殊的成长历程,对知识与真理的渴求使他在各种困难中历炼成为一名严谨理性的政治学学者。执教北大三十多年来,徐老师始终贯彻开放、包容的教学理念,坚持以科学的方法、客观的态度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被各种公认理论或价值立场所局限,因此能够看清中西方复杂社会问题的本质,学术上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开创性的成果。徐老师的学术道路和对待现实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方法、态度,都能给我们以很好的启发。

一、外界环境与个性坚持:我的学术道路

记者:非常感谢徐老师!您作为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能先回忆一下当年求学的经历吗?

徐老师:我是78年上大学,严格地说不能算第一批。但7778级大学生大多是文革十年中没有机会上大学积压下来的人,有很多共性。我们7778级这代人很特殊,大部分人应该有“红卫兵”的经历,不过我没有参加过,因为我父亲是个“走资派”。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上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就失学了,毕业之后没有让上初中。后来是母亲和班主任想办法求“特批”读上了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制,而且在文革期间,经常要“停课闹革命”,实际上并没学到太多知识。这期间只有高中一年时间,因为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搞教育整顿,正常学了一点东西。高中毕业后就是上山下乡,后来通过招工进了工厂,成了三班倒的产业工人,开天车。

到了1977年年底,突然恢复高考,我当然很渴望上学,但我所在的工厂虽然后来允许去考试,但不给假期,需要自己抽时间复习,幸运的是后来我考上了。在学什么专业上有过顾虑。当时有个说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且大家认为学文科比较危险,容易成为政治运动中的“臭老九”,所以我刚开始也准备考理工科。后来填志愿的时候一看招生的各专业感觉很失望,因为那时大学理工科招的专业大都是实用技术类,像船舶、电机、机床、热处理、焊接之类,我觉得在工厂里整天就跟这些东西打交道,怎么到大学里还学这些?

在厂里的时候,我与一些同时下乡的机关子弟的小伙伴们平时有读书的兴趣,也在一起谈论一些社会问题,还有点“怀才不遇”的小清高,所以觉得还是文科专业比较吸引我。这时距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所有的人都反对,但我还是坚持报了文科。

记者:那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是怎么复习的?

徐老师:恢复高考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怎么念书,要复习考试了也没有任何复习资料,所以就靠平时的阅读和积累。我记得当时考语文、地理、历史、政治、数学五门课。因为自觉我的数学还不错,就没太花功夫,政治花的精力最多。地理就是找了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册和世界地图册,每个省的地图后有介绍该省的自然地理、经济社会、人口等基本情况。世界地理也是看的地图册,结果地理考了90多分。那时喜欢读些文学和历史书,记得这两门考的分数也很高,总分好像是我们地区第一,被北大录取了。我填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系,第二志愿是经济系,但被招生老师“组织分配”到了国政系,那时候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记者:当年北大国政系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情况是怎样的?

徐老师:我进北大之后被分到了“政治理论”专业,开学后又改成“共产主义运动史”。文革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被高层意识到,邓小平的一个讲话中谈到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的恢复,尤其反复讲到法学,说我们要依法治国、恢复法制,但缺少合格的法官。北大法律系当时招生特别多,一届有几百人,李克强总理就是那时候进北大法律系的。我们国政系那年招了大概也就六七十人,分三个班,英语好的在国际政治专业,其余的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到了1980年国家恢复政治学专业,北大新组建了一个15人的政治学专业班,实际是一个师资培训班。当时我们有45人报名,因为大家都想换新专业,我幸运地被录取了。

政治学在1953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就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停掉了,恢复之初当然师资力量不行,系里就把原先那些老的政治学学者都请回来给大家讲课。我还记得有吴恩裕老先生,原来西南联大和北大的教授,他是英国读的博士,拉斯基(编者注: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政治学家,费边主义者,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重要理论家的学生。吴先生当年研究西方思想史,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过一本很有名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建国后他被打成右派,于是就去搞《红楼梦》研究了,成了国内著名“红学家”。

1982年毕业之后我们班8个人留校,然后政治学专业组成了一个教研室。那是个重新创业的时期,由于长期的自我封闭,社会类学科已落后世界几十年。我们那时候还真有一股劲,要把这个新学科好好搞起来,北大就是要争做第一,这也是北大精神给了我们这批人的自豪感与使命感。当时政治学分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政治学理论这五个专业,我选择了教西方政治思想史。我们一点点开始备课,从无到有,到处收集资料,就这么“白手起家”开始的教学。

记者:您后来出国是什么原因呢?

徐老师:工作中深感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还要继续学习。很快北大恢复招研究生了,而我们留校的8人按学校规定却不能考研究生。我们觉得我们是比较优秀的,因为我们经过了挑选,所以就给学校提要求,要考在职研究生,但学校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呢?当时学校主持文科工作的副校长沙建孙教授跟我们谈,他很直白地说,你们是牺牲的一代,你们该念书的时候没念书,只能做人梯,好好地教好本科生的课。我们不服气,就开始不断地争取,后来终于争取到了,学校同意让我们按照年龄大小分批考,年龄大的先考。我们那代同学之间岁数差别很大,我23岁上大学,还有人32岁上大学的,一年考两个,我就排到几年以后了。从那时候我开始琢磨出国,我们当中很多人出国是“被逼的”。

因为国内相关研究落后太多,当时学界开始有意识地翻译国外专著,我也组织翻译了《公民文化》那本书。我们留校之后很快就有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了,改革开放后国外的学者也想进入中国,因为外界觉得中国很神秘。国外来的学者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人:一个是邹谠,他是国民党西山元老派邹鲁的儿子,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系教授,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政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跟中国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他给我们做讲座时讲了好多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听过之后觉得:天哪,政治学原来可以是这样的!他在北大期间我们去拜访过他几次,他鼓励我们出国念书,并答应写推荐信;第二个学者叫阿尔蒙德,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学者,研究比较政治的,我翻译的就是他的书。他来北大,我们在临湖轩中间的会议室和他交流,阿尔蒙德跟我们讲他那套公民文化理论,我们也觉得太新鲜了,反复问他civic culture如何理解;第三个是戴维·伊斯顿,他是美国文理学院的西部负责人,跟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合作,来中国的时候受北大邀请,在图书馆连续讲了五次课,每次我们都去,他的课给我们很大的冲击,比如政治系统分析的理论体系,特别震撼。来访的外国学者向我们展示了极其广阔的学术视野,这也是吸引我们去国外学习的重要原因。我们那批留校的八个人,陆陆续续出去了五个。

记者:当时出国读书应该不那么容易吧?

徐老师:是的。我们有两个渠道,一是争取学校的公派指标,二是自己联系自费。我联系好了自费留学,北大管理层那时还很保守,不放我走,最后纳入自费公派,签订了回国保证的合同书,保证出国留学之后一定回国,这才放我走。我算是自费公派,按当时的国家政策理说国内工资应该照发,但北大一直没发,说是“土政策”。这样,出国留学除第一年外完全靠自己,真的是勤工俭学。我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硕博连读读了八年,要挣钱养家,还要念书,尤其是像我们这种知识储备不够,语言条件不高的留学生,真的很辛苦。我们为什么读完书要回国?就是因为之前在北大养成了一种充分自信、想做大事的情怀,而在美国虽然学了不少东西,但觉得在那里难有用武之地,所以就选择回来了,回到了北大。

我们这批人很特殊,文革、上山下乡,都是现在人不可能有的经历,因此多数人自律性很强,理想和目标都很坚定。我们也有很深的北大情怀,属于自己可以说北大的问题,但别人谁指责北大就不能忍受的那种。

记者:您回国之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怎么开展的呢?

徐老师:我原先在北大教了五年“西方政治思想史”,但美国的政治学对这个不重视,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兴起行为主义运动,认为传统政治学研究没有多大用处。我到那边学的是政治科学,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政治现象,研究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以及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我学成回来之后满怀抱负,想开政治科学基础课,开理论与方法。但一开始就遇到一个问题:我想上的基础课程教学计划里没有,所有基础课和必修课都有人上了。我不能去抢别人的课上呀,所以刚回国那几年一直开选修课,但是选修的学生挺多。系领导还安排我讲专业英语,讲了几年。当时行政学是个新的领域,缺人手,领导就让我去教行政学,但我不是学行政学的,所以教了两年后坚决不教了。另外开过几门研究生的课,也是被学院要求的,不是我真正的专长和研究兴趣所在。

那时是学科建设的初级阶段。学科在不断地扩充,有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等,大家都在忙着建立学科体系,也就是写概论式的教科书。我们的教学还比较死板,大都是在讲原理、概念、定义、范畴、性质、特点等一些较为抽象的体系,缺乏问题意识,对具体议题也少有较深入的研究。我就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专题课,讲了十几年。后来也先后讲过“中国政治与政府过程”的通选课,还有“政治科学的理论方法”、“中国政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课程。我在教学中注重理论方法训练和问题研究,教学效果还不错。当然,随着北大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我们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教学在全国还是属于最好的。

记者:您在美国学的政治科学能够直接用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吗?

徐老师:当然是可以的。我做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干部“四化”和政治精英转换(编者注:指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政策过程。政治科学采用的是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完全能够对中国的问题进行经验性和实证性分析,而且还可以有新的理论视角。比如说研究人的政治行为的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理性人,就是假设人都是理性的,趋利避害的,能够计算利害得失,并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行动。这样一种理论的出发点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开始还很难接受,因为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不是这样的。记得我在美国上课时也对老师提到的这种理论产生怀疑,认为怎么能把政治行为的起点设立为以自利为目的理性人呢?还跟美国教授辩论过,我认为他讲的理性选择不对,人都这么坏,那政治能好么?教授回答说,如果我们能把人性恶这个假设所引出的政治社会问题都能解决的话,那么人性善的时候不是更容易么?当然现在在中国,理性人假设已经被广泛接受,不光是广泛地运用于经济学领域,也被运用在政治学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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