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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者的良苦用心——《习惯重于方法:胡适谈读书治学》阅读笔记(石鎏)

guo  2014.01.06   教育大家谈   评论关闭 总浏览数:2,281

本书是胡适先生在各种场合演讲或者讲座文字稿的集子,主要谈论读书与治学的方法、习惯,注重科学精神。“习惯重于方法”,已经把作者的立场讲明了,对于青年人来说,来日方长,养成良好的习惯受益终生,而掌握治学的方法不过是朝夕之事,不必急于求成。青年人治学重在勤奋,重在积累。

不同场次的讲演语言平实,内容有重复之处,这一点恰好体现了胡适先生对他主张持之以恒的朴素情怀和对青年人的用心良苦。胡适的一生,是中国乃至世界激荡不定的时代,他早年对家国民族的出路曾有偏激的主张,但总体而言,他的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一个对中西思想、历史有渊博知识和精专研究的学者,他读书治学的方法激励当时的青年人做学问,也为后生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一、读书和读书人

一说到读书,谁都无法避开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和怎么读书这样的先决问题。古今中外不同的文人学士甚至科学家等等,他们的著述已经汗牛充栋。在这些问题上过于吹毛求疵,似无必要,但总归有个宗旨。

胡适不想在讲演中多费口舌,对于为什么读书,他给出了三个理由,其中两个理由已经被无数人重复过无数次,而另一个理由,虽然前人也曾提到,但对笔者来说却是非常新鲜和印象深刻的。两个众所周知的理由是,其一,书籍代表前人留给我们的智识遗产,人类可以在此基础上走向更高深的智识;其二,读书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应付环境,供给思想的材料,可以说是实用方面的考虑。第三,“为读书而读书”,乍一看似乎没有追求,也令人费解。一般人认为读书可以致知,这没有问题。反过来,胡适先生引用王安石的说法“致其知而后读”,通过读书可以扩大知识面,帮助自己读更多领域的书。读书并非易事,”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如此以读书辅助读书,层层推进以至无穷,恐怕还欲罢不能。知识与知识之间,有贯通和启发之处,如达尔文对生物变迁现象苦思几十年而不得,一朝看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受到启发,便创立了物竞天择的学说。

在“如何读”的问题上,胡适先生对“精”和“博”提出了看法。首先是就读书这个行为本身而言,要做到精,不仅要眼到、口到、心到,还要手到。

所谓眼到,即要把文字认清,这样简单的要求,也常有人读望天书而出错的。

其次是口到。西方人的阅读史中有深厚的朗读传统,中国人古时也有幼童摇头晃脑读书背诵的生动情形,现在的初等教育学校里也每天能听到晨读的声音。胡适所说的口到,不仅要读出来,还要烂熟地背诵。笔者深有体会,虽然算不上博学多才,但也自认为还有些浅薄的积淀,这一切全来源于青少年时代对诗词歌赋和经典文章的背诵。时代越是发展,辅助工具越是多样,人们已经不再也无需背诵了。胡适先生的这一提法,窃以为当今仍然适用,能不加辅助而畅所欲言实在难能可贵,所以笔者私下里仍然下着愚顽的功夫,坚持背诵的习惯。烂熟于心的东西,可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对读书和处世有极大的裨益;爱慕虚荣者还可以在人前炫耀一番,何乐而不为?一笑!

再次是心到,就是要确切懂得字字句句的含义,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参考书的辅助,做文法的分析,以及比较、参考、融会、贯通。

笔者最有感触的地方在于第四点,手到。手到有几个意思,一是标点分段,这一工作现代书本已经为我们做了,无需麻烦。二是查参考书,以免不求甚解积累的夹生饭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错误。第三,做札记,包括摘要、备忘和记录心得,否则即便读再多书时间一过便付之流水了。当然,这还是浅层次的,更高的要求是第四点,即“参考诸书而融会贯通之,作有系统之文章”。在读书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同一主题的不同书籍,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而写出一篇系统的长文章,对于读书时一个绝好的升华。思想在脑中终归是思想,若有一番思路的梳理和写作逻辑的串联而形诸文字,跟原始的思想碎片会有本质的区别。

从广泛意义上讲读书,就要“博”,什么书都读,所谓“开卷有益”。鲁迅先生也有此主张。广博的阅读,可作为读书的参考,也可为做人。然而在“精”与“博”之间最终要达到平衡,“为学当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

读书人有如此旺盛的阅读需求,那么单做一个纯粹的读者是不够的,还要会找书、买书、收书。对一个学者来说,书籍的真伪非常重要,而好的研究材料更是不可多得,一份新的材料重见天日,也许就会造就一个研究领域石破天惊的成果。虽然有图书馆这样庞大而集中的书籍存放所在,为了方便,学者还是应当常备一些书在案头的。胡适在移居台湾临走之时,已有藏书两万册左右,他尚且不是一个专事收藏的人。走的时候仅仅带了残本《红楼梦》,可到台湾后不久,书房又汗牛充栋了。他的收书主张是无所不收,反对专讲版本的“古董家收集法”和带有成见的“理学家收集法”。胡适将他无所不收的收集法成为“杂货店的收书法”,如同一个收杂货的人,金银器皿要收,破铜烂铁也收。其原则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收书。历史是整体的历史,不是纯粹高雅的历史,也不是纯粹俗流的历史。如果从今往后一百年过去,现在的官方记载和邻里之间的账单,对一百年后的研究都有重要的作用。现在极其平常的东西,在后世也许就是稀有的文物。这样无所不收似乎没有尽头,但收书者个人自有他自己的天赋、嗜好和便利,从而由博而专,自然会走上专门的道路。胡适对书籍材料雅俗一视同仁的态度未必会得到赞同,但历史的眼光是其独特之处,不可不察。

对学者来说,读书是终身的事业。那么,不做学问的人呢?胡适在毕业典礼上告诫学生:不要抛弃学问!

 

二、思想方法、科学精神与治学习惯

胡适本是学农的,对于西方科学精神深有体会,对西方的科学方法也有所继承。如果按照文理划分的话,可以说胡适不仅对文史有深入的钻研,他对数理、生物、天文、化学、医学等也是颇有涉猎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虽大有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所谓做研究,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由此,他将思想分为五个步骤:

1、困难的发生,即遇到问题

2、指定困难的所在,即发现问题、定位问题

3、假设解决困难的方法,即“出主意”,拟定出几套解决问题的可能的方案

4、判断和选择假设之结果,即选择一个最合适的“主意”

5、证实结果,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最终都会有一个结果。

 

这五个步骤是很严谨的。而论证的过程,胡适运用了西方典型的逻辑思维方式,对归纳论证和演绎论证相当推崇。以上仅是就“思想”过程本身而言,其背后的科学精神更值得关注。胡适先生极力提倡科学精神,这与十七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有很大关系。为此,胡适还特地列出表格,对比十七世纪中几十年间中西学术成就,这部分内容将见于下文,在此不宜赘述。

胡适先生对于研究的态度非常鲜明,在他几乎每个讲演中都有申诉,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最能体现他对青年人教导的良苦用心。他所主张的科学精神,也就顺理成章地是“拿证据来”,打破沙锅问到底,没有证据便不能轻易下定论。胡适对赫胥黎是极为称道的,论及真理话题的时候,他认为寻求真理就是回答“我们应该相信什么”。他引用赫胥黎的话:“我年纪越大,越分明认得人生最神圣的举动,就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这件事是真的。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重的惩罚,都是跟着这句话来的。”相信一件事情,必须有牢靠的证据,这是科学的基本精神。而对一个问题,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假设之所以要大胆,是因为尚无定论,越是大胆的假设,思路越开阔,对于解决问题越有裨益。但是,无论提出多么天花乱坠、五花八门的假设,最终都要去证明它,如果不去证明而武断地“认为”怎么样,是违背治学精神的。求证的过程,讲究“小心”二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胡适对于他考证《红楼梦》的学术经历着墨甚多,他问,《红楼梦》背后究竟是否有更深层次的意思?《红楼梦》有什么可研究的地方?曹雪芹倾其大半生写下这几十万字的小说究竟为何?其时红学界已经有诸多主张,比如影射满族官员的“种族思想”(亦即民族情绪),比如以贾宝玉的形象来譬喻纳兰性德,不一而足。胡适认为,《红楼梦》并不是微言大义,它就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在做了这样的假设之后,胡适四处搜寻材料进行推求、论证。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受皇帝器重,曹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把持着江宁织造,可以说家底非常殷实,和皇家的关系也不难揣测。将贾宝玉、宁国府、荣国府和现实的家世一经比较,胡适的假设还是相当站得住脚的。至今,这一假设仍然占据主流的位置。除此之外,胡适还反复提到他推求《醒世姻缘》一书作者的事迹,从小说情节、成书时间、地域范围和语言习惯等方面,论证此书的作者就是蒲松龄。后来,这一间接的论证得到了为蒲松龄刻书的鲍廷博亲言证实。以上两例充分体现了胡适对于假设的“大胆”和求证的“小心”。

回头看看书名,“习惯重于方法”。胡适对科学研究和考据的方法颇有心得且运用自如,但是他认为习惯比方法更重要,而他所说的习惯其实是极尽朴素和平常的道理。

首要的习惯是勤奋。但凡有才能的人,要么就是从不懈怠,要么就是一懒到底。小懒成不了大气候。用胡适的话来说,“有种种的发明的人,不是大不懒就是大懒”,大懒实为一劳永逸。后者是极少见的,因此要做出成绩来,舍勤奋无他。该看的书一定要看,该参考的工具书一定要动手去翻,该写的文章一定要搜肠刮肚写出来。

第二个推崇的习惯是不苟且,即谨慎,上文提到的“小心的求证”也是这个意思。胡适以霉菌的发现为例,强调细腻、谨慎的习惯的重要之处。

第三个好习惯是虚心,这一点值得详述。此处所说的虚心,不仅是对自身,还是对别人。真正的谦虚,是既不妄自尊大,也不轻信于人。对于前者,要有“方法的自觉”,即方法的检讨,不断地问自己,提出的证据是否可靠以及与研究的问题是否相干。实际上,一个人知道得越多,思考得就越深入,反而不那么容易提出方案来。胡适说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头脑简单的人,拿起一个问题很好解决,比方说社会不好,那干脆来个革命,容易得很,等到知道得多一点,他解决的方法也就来得精密”。这句话可以说是对当时现实的影射。中国遭遇西方,坠入落后挨打的深渊,改良与革命之争从未间断。笔者赞同胡适的说法,并非贬低革命的作用而支持改良。笔者想表达的意思是,对于一个社会的改造,除革命之外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革命不仅要摧毁旧世界,还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建立新世界,否则一味的破坏只能将人民置于更加水深火热的境地。自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不能轻信于人,不能得着别人的一个说法断章取义而不理会结论是如何得来。唯一使人信服的途径是,“拿证据来”!

理想的治学境界,是蜜蜂的境界,而不是蜘蛛的境界或者蚂蚁的境界。这三种“畜生”的比喻,由培根做出。蜘蛛吐丝结网,看上去结实、严密,有水珠的时候也晶莹剔透,但终究是自己肚子里吐出来的,相当于学术上纯粹自己脑子里思考出来的东西。而蚂蚁虽然功夫细致、聚少成多,但只是把各种不同的食材堆砌起来,仅此而已。理想的境界要像蜜蜂一般,将充足的花粉采集来,通过自身的消化、酿造,得出更加精致的结晶。胡适又附加了另外两种“畜生”——乌龟与兔子。他援引龟兔赛跑的故事,主张读书治学之人宁做缓慢而不懈的乌龟,也不做快速却自傲的兔子。故事很幼稚,道理却很朴实。须知口口声声说要勤奋,人人也心知肚明,但现实就是懒汉太多,勤奋、踏实的人太少。

 

三、材料!材料!

在胡适看来,研究材料比方法本身更加重要,也可以理解为,重视材料、搜集材料是小心求证所必需,是好习惯的体现。“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在台湾的时候,胡适对傅斯年敬佩有加,尤其赞成其说法“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于诙谐中道出了寻找材料的锲而不舍之精神。

除却上文提到的胡适对《红楼梦》和《醒世姻缘》所做的考证之外,他在中国佛教思想、历史的研究也尤为重要,典型的例子是对禅宗七组神会的考证。禅宗传至六祖慧能之后,有关的许多材料便佚失了,学者苦于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来推知禅宗以后的发展。胡适赴欧洲时,在英国和法国的国家博物馆分别见到了藏于敦煌的大量经卷,其中就有相当部分材料直接关联到禅宗七组神会的经历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敦煌莫高窟的经卷。他们自因战乱而荒弃之后,便不为人知几百年,直到外国的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陆续来此,运走了大量的经卷。斯坦因不太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但伯希和就不是这样了。他当即意识到这些资料何其宝贵,并且挑选了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数千卷运回法国。清朝中央闻讯,始知有敦煌千佛洞这样一处所在,方才引起重视。而这个时候,民间听闻了中央的动静,也趁机顺手牵羊,偷走了不少经卷。从此,敦煌一万多卷的经文材料散见于中国官方、英国、法国、日本和中国民间的私人收藏家手中。这是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至今令人痛心不已,门外汉尚且如此,专心做学问的人更是捶胸顿足,不胜唏嘘。接触到有关神会的原始材料后,胡适潜心研究,还原了禅宗七组神会的人生经历和历史渊源,为中国禅宗后期的发展的研究填补了非常重要的一页。

清代的学术兴盛之处主要体现在考据、训诂、校勘等领域,也就是小学的研究取得丰硕成就,影响后世的学者大儒层出不穷,其中一人便是戴震。中国近现代学者对戴震的评价都很高,包括梁启超、章太炎等。然而,戴震也卷入一个案子当中,不少学者认定戴震偷窃了他的师父全祖望、赵一清对《水经注》的研究成果。这一“冤案”一百多年来未尝洗清,胡适花了五年的功夫,四处搜寻材料,多方求证,终于证明戴震在撰写他的《水经注》研究成果时,并未看到更可能偷窃先师的研究成果。

清朝还有别的不少学者是注重收集材料并严格把关的,这些成果也大都得到历史的认可。胡适推测,学者们做考据渊源于法律中的判案,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法律案件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朱熹对学术的考证赋予了同等的分量。对于清代的学术史,胡适评价道,“亭林、百诗之风”造成了三百年的朴学。然而,胡适在肯定清朝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多地认识到其局限性。把眼光伸向西方,科学革命已经有苗头并逐渐扩散,方兴未艾。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开普勒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笛卡尔建立了解析几何的体系,哈维、波义耳分别在血液和化学领域有重大的发现,牛顿建立了经典力学体系,列文·虎克用显微镜发现了微生物……仅仅这些可数的部分就已经羡煞国人,但回头看中国十七世纪几十年间的成就,不外考据、训诂、校勘之类,外加宋应星《天工开物》这样稀有的成果。胡适列了一个表格,按照年代罗列出中西方各自的重大发现和进展,一经对比,他认为中西出现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研究的材料是文字,埋首故纸堆永远都不能取得更广阔领域的成就。而西方人研究的材料是实物,即便不是实物,也会高出一筹,有一例为证。胡适举了瑞典校勘学者加礼文的例子,他仅仅花了四五年的时间便编写出《中国文字分析字典》,一举盖过了中国学者几百年的努力,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学者仅仅伏案研究文字本身,而不像他那样走访汉口、广东、高丽、日本、宁波、北京等各处实际调查。

胡适将中西方学术成就的差别归因于研究材料的区别。文字材料是死的,虽然可以搜集到资料,但是不能创造材料。而西方的实物研究,一方面可以搜集材料;另一方面,在没有现成材料的情况下,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创造材料加以研究。实际上,笔者认为,与其说是材料的区别,不如说是研究对象的区别。中国人自古以来与自然界保持着一种预设的和谐关系,并没有把它郑重其事地当做研究对象。而西方人自古希腊便对自然科学有所研究,并且在近现代大放异彩,深刻地改变和塑造了世界。胡适自然也看到了“东方与西方之学术发展途径,在很古的时候已分道扬镳”,但是他要追问起来,也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然而这是今人不能苛求的,须知当时还是西方学术大量传入的时期,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心切,不免有激进和片面的认识,而胡适的主张已经算是众多知识分子之中难得一见的了。今人亦当开阔视野,以开放、平和的心态来看到东西方的区别,以沟通的姿态来调和东西方的文化。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今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套胡适作品文丛,装帧精美,内容更精彩。而图书市面上也陆续涌现出不同版本、不同侧重点的胡适作品来。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看待胡适思想的眼光更加的深邃,更加的开放,也更加的平和。胡适先生在中国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以他独特的治学魅力、人格魅力感染者一代又一代青年人。

笔者有感于此,不计愚钝,以作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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