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 to Top

扩展自由选择的空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朱天飚老师谈教育教学问题

guo  2009.01.01   名师名课   4 条评论 总浏览数:10,463

摘要:朱天飚老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专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剑桥大学管理学硕士。回国后曾执教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高校。现为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作为中青年教师的代表,朱老师不但对具体的课程教学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对于大学的教育理念、高等教育改革等也有很深远的洞见。朱老师提倡学校应鼓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自由发展,教师应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本文根据我们对朱老师就教育教学问题的采访整理而成。

 

一、大学的目标与定位:通识教育,启发思维

记者:首先要感谢朱老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从您的经历看,高等教育主要是在国外完成的,现在也有很多年在国内执教的经历,可以说对国内外教育体制、教学方法的优缺点都比较了解。而且我觉得您属于既有经验,又有想法和魄力的青年教师的代表,您的见解对我们来说会非常有价值。能谈一谈您对教育的看法吗?比如教育体制、教学方法或者您自身的教学体会等等。

朱老师:行。从我们的教育体系到我自己的教学体会,我都想谈一谈。首先从教育体系开始,我在国内读了一年本科后,就去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所以对中外教育差异的感触比较深。现在我们北大提出的口号是要争世界一流,意思是说,我们意识到我们还不是世界一流,尽管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学生。这是特别值得考虑的。我觉得主要问题之一在于我们的专业设置。

在国外,比如悉尼大学,本科学位种类是非常少的,人文学位和科学学位加起来一共就两、三个本科学位。而在我们政府管理学院这一个院,本科就有四个专业,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的专业分得要比国外细很多,这个本身还看不出好坏,但是接下来就有问题了。现在我们国内也开始讨论通识教育,也知道通识教育是件好事。为什么是好事呢?我们不能把大学当作大、中专甚至技校来办。在国外,比如德国,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高中毕业以后都想上大学,也有学生就想学一门技术,这样他们就去职业学校去。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大学到底应该教什么,是要教一门技术吗?我个人感觉,咱们是有点朝着这个方向走了,咱们专业化太严重了,这其实不是大学的目的。大学的英文叫做university,是普及、普遍的意思。学生来上大学不是学一门手艺,而是想通过大学提高素质,使视野更加广阔,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以后可以胜任各种工作。所以国外大学的定位首先是通识教育,而不是技术培训。比如我在悉尼大学获得的学位叫做Bachelor of Arts,也就是人文学士学位,这个学位没有一门必修课,而且所有的课都可以选,如果想学数学、文学、心理学等,都可以学。这样中外大学在理念上就有区别,国外是通识性教育,通过大学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而我们的理念是通过大学培养专门人才。

当然,我们的大学培养专门人才,核心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制度是按照中央计划经济设计和延续下来的。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每年有多少人毕业,毕业后分配到什么岗位,都是详细规划好的。相应地,大学里的专业也必然要分得非常细。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中央计划经济了,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人才培养的目标、方向与基本理念都要调整。国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济的经验,他们认为,对于市场来讲,大学首先是一个提供高素质的人才的地方,而不是学具体哪门技术的专业人才。当然国外大学也有很专业的情况,比如学财会得上必修课,要学很多年,但是总体而言是通识教育,看重的是培养高素质人才。因为面对市场经济,人的能力,特别是思考问题的能力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体的技术。所以,我们和西方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专业总体来讲比我们少,就是为了要适应市场经济这种看重人的能力的需要。

记者:我们可以再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您说的大学职业化现象有我们国家的社会背景,不光是计划经济,现在的市场经济也一样。大学毕业生出去找工作,用人单位都要求有一技之长,就是说,用人单位要求毕业生是专业化的。如果学生学的是普遍的人文或者科学的话,那用人单位可能都不知道学生能干什么。这应该是我们国家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表现:虽然也开始重视综合能力了,但还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专业素质。在国外,学生没有专业化培养,就业时会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呢?

朱老师:不会。在国外,该专业化的时候是非常专业化的。比如,一家公司需要电子设计的专业化人才,这些人才不会在大学生里找,而必须是已经在这一行业里工作过、有职业经验的人。公司里剩下的全是办事员,办事员懂不懂电子关系不大,关键是,要会和人接触、打交道,要有办事能力。

记者:打个比方,我在国外受到了普遍的人文或科学方面的教育,但是我利用课余时间学了很多专业化的东西,那么我在就业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比其他毕业生更有竞争力呢?

朱老师:有可能有,关键看市场需求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如果你能证明,自己比专业人才都做得好,可能公司就要你了。但是,专业化教育必须得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只学专业的东西,那么找工作时就只能找这个专业内的工作了,因为除了专业以外学生什么都不懂。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经济学里讲究机会成本,学生专业学得很好,但是没空做别的了,这不是没有成本的,多学一门物理就少学一门文学,对吧。

记者:从长远来讲,过多进行专业培养确实是有很大损失的,但是学生自己很可能意识不到。思维方式比具体知识更重要,综合素质比专业技能更重要,我本人就是工作多年以后才明白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也就面临着社会的压力。我觉得,学校有时不得不去做一些类似于技术学校的培训,是不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朱老师:因为中央计划经济的影响,这种情况还得持续一段时间。学校为学生服务,但不能让学生决定根本的教育制度。

朱老师:除了专业设置太多外,我想说的第二问题是课程太多。国外的本科生,一个学期只学三到四门课;而我们的本科生,一个学期要学七到十门课,我们把自己的学生给累死了。比如剑桥大学的本科生,三年就毕业,一个学期就四门课,而我们一个本科生上十门课,最后毕业出来以后,我们的实际能力也不如人家。问题在于,根据中央计划经济的思路,我们是知识的灌输,而不是思维的启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必修课的原因。在国外,一个学位都可以没有必修课,这种氛围是非常适合培养思考能力的。

我可以具体谈一谈,我自己是怎么被启迪,以及我启迪学生的过程。我对学生说,上课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课上受到了思维的训练。人需要受这种思维训练。人是一种惯性动物,比如走路,我们不用每走一步都想该怎么落脚。这是因为人有惯性思维,每走一步头脑就自动把信息收集起来,跟以前的信息一一联系,以前怎么走,现在就怎么走。但是思维和走路不一样,不能用习惯思维,因为现在的事情以前不一定发生过。在这种情况下,就得用逻辑思维来考虑问题。所以无论是本科生的课还是研究生的课,尤其是研究生的课,核心就是要启发思维,而不是讲授具体内容。

西方为什么敢让一个学位都没有必修课,让学生随便选课呢?虽然每门课都能锻炼思维,但是最能锻炼思维的当然是学生最感兴趣的那门课。比如化学、物理都能锻炼思维,但我对其内容不感兴趣,连学都不愿意学,怎么锻炼思维?既然我们的目的不是灌输知识,而是锻炼思维,那就让学生自己去选他们感兴趣的课。我在悉尼大学每学期读的三四门课我现在都能复述出来,因为都是我自己感兴趣的,而北大有很多课学生都是不得不学的。

我对中国的大学教育的核心感受,第一点是太专业化的问题,第二点是重知识不重思维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走在老路上。

记者:的确,对于大学的基本教学理念,大学的根本目的,究竟什么是人才,怎样才能成为真正人才这类的问题,我们的大学确实思考得还比较少。在这样方面,大学应该对学生,尤其是受应试教育上来的学生加以引导。我知道您的兴趣爱好很广泛,比如体育、历史、诗词等。您写的诗词,我大致读了一些,写得很好,有一种清新脱俗的意境,自成一家。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这些兴趣爱好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对您目前的这些工作相互之间有什么影响呢?

朱老师:是这样,我从小就不能算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孩子,成绩也不拔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从小自由化倾向比较严重,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在中国这个教育体系内,我一直都很一般。但是到了悉尼大学之后我的兴趣就完全展现出来了,我可以随便选课,于是就集中地学习了经济学、政治学、中国文学和历史,这些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领域,学习成绩也变得非常好。我平常爱读科普读物,历史、诗词我也爱读。我现在回过头来发现,要是没有这些兴趣,我得被工作给累死。我现在是每天从早到晚都得工作,可是一旦闲下来,我就拿本历史书看一下,拿本科普书看一下,我对天文也很感兴趣。这是一个重要的调节,使我从来没有对现在的工作产生失望。兴趣广泛是我面对工作能够保持健康心态的最好保证。我自己就是这么塑造出来的,首先我自己规划下学期要学什么课,然后我进一步规划,根据学的这些课决定我以后想做什么。

基于我自己的经历,我现在希望也能给学生选择的自由,让学生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他想要当的人。我不相信人聪明不聪明,只相信人有没有兴趣。北大的学生,只要有兴趣,就一定能做好。关键是怎样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学习,这是最核心的。你看,长期以来,国外的教育水平比我们高,社会发展水平也比我们高,我个人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资源分配更能够体现出个人兴趣,更容易把自己的兴趣完全释放出来。所以我希望学校的制度也能更多地让学生发挥自己的兴趣。

记者:不过现在孩子们的兴趣爱好似乎也变味了,真正喜欢的东西被压制,被家长逼着学一大堆家长认为有用的东西。

朱老师:说得太对了,这有什么意思呢,你可以适当引导,但兴趣首先要建立在自我选择的基础上。逼着孩子在周末学游泳、弹钢琴,太可怕了。

 

二、教育改革:给学生自由选择的机会,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记者: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可能有很强大的惯性。有人可能会担心,如果我们也实行国外的方式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必修课程少了,学生凭自己的兴趣学习,怎么管理?有些学生就可能放任自流,比如打游戏。国外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

朱老师:国外有,多了。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人都是有惰性的,从小就有依赖性,最好什么都能由父母安排好。西方的办法是孩子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让他自己做一些决定,换句话说,西方从幼儿园开始就和中国不一样了。从幼儿园开始,西方的小孩就要在很大程度上自己做决定了,然后上小学、中学,就会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做决定。这个办法是很理性的,为什么呢?从幼儿园开始就逼着孩子做选择,然后越大一点做决定的经验就越多,直到最后走到社会、市场上,这样就锻炼出来了。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给了学生选择,比如现在的课程设计方案给了学生很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学生却不知道怎么选择,这是大问题。我是侧面回答您刚才提的问题。学生怎么管理?学生根本就不应该管理。就算我们知道学生可能做出一个很危险的选择,那也比不让他做选择要好。其实,从大学一年级开始让学生做选择已经晚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最优方案,只有次优方案,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就得让学生自己做决定。我其实特别不赞成北京大学给所有的学生都提供住宿,我只同意学生第一年远道而来,年纪还小,应该统一安排住宿,从第二年开始,爱住哪儿就住哪儿。管理什么呢,不管理,必须逼着学生自己做决定。

记者:您的观点我完全赞同,至少我们现在就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要做某种程度的尝试。西方国家鼓励孩子很早就开始做决定,即使这个决定是错的。但是我们国家的文化氛围可能离这个认识还差得很远,如果真的这么实行可能会引起很多问题,而且会面临家长和社会的强大压力。

朱老师:对,所以我也没有立刻要求,这只是我个人对教育制度的根本看法。至于具体的执行,我会首先提出,请不要给本科生规定那么多必修课。现在本科生的必修课经常占到总学分的60%,如果能改成50%或40%就已经是很大进步。既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教育模式不是那么适合启发思维,那就要尽量朝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最关键的步骤是,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因为选择会迫使人思维。先试着做一些选择,然后就有经验了,以后做选择时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我们可以从小处做起。

具体到上课,比如我上的这门课叫做“政治经济导论”,每星期两个小时的讲课,讲完课之后我让学生自愿来跟我进行讨论,上讨论课。但是这是有要求的,凡是参加讨论的学生每星期必须读一篇我留的英文文章,写了阅读总结,才能来和我讨论。没读的话就不要来,下次来或者永远不来都行。上讨论课是完全自愿的,也不加分,而且学生来上这个课还得看文章写阅读总结,得花功夫。经过这个试验我就把很多优秀的学生都给筛选出来了,进一步这样的学生也来读硕士了,我觉得我是培养了一个梯队。我们系的毕业生在南开也这样做,效果非常好。他们的本科生和我们的一样,一个星期读一两篇英文然后进行讨论,非常有热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思维不是通过讲课讲出来的,思维只能通过这样的讨论课才能培养出来。

我把本科的课程基本分为三类,工具型,知识型和思维型。工具型,没什么好说,比如英文,这是工具,肯定得上;知识型的,就是老师去授课,你想没有知识做底子怎么参加讨论呢,所以年级越低的学生这类课就会越多些;但是年级越高的,从二、三年级开始,就要有更多的思维型的课。思维型的课一般都应该是讨论课,就是定期给学生,比如一个星期留一两篇阅读文章,然后过来讨论。这些文章都是经典,但是我们问的是“错在哪儿?为什么错?”,别看是经典,一样可以挑错。这就是帮助学生进行思维训练的过程。在英美,无论是多么大的课每周都有专门的讨论课,比如本科一年级三百人的课,没法一起讨论,就分成15个人一个组,然后找相应的博士生来组织讨论,而且算成绩。在西方即使是知识型的课,也要向思维型靠近,除了听课灌输知识外,必须参加讨论,而我们的大课基本上都没有讨论课。我认为,从本科二三年级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更多的讨论课,只有讨论的过程才能够真正锻炼思维。

记者:那么,学生要和您讨论的这些文章,您肯定自己也得都一一读过,这样教学占用的时间和精力会不会很大呢?

朱老师:会,你看这是3学分的课,讲课占了2学分(学时),讨论课按理说是1学分占一个小时,但是哪次都讨论三个小时甚至更多。因为一讨论每个人都得发言而且有时争论会很激烈,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记者:政府管理学院是个比较新的学院,而且它的学科综合性也比较强,做这种类似于通识教育的尝试可能更容易些。从院里的政策看,有没有具体鼓励通识教育的措施呢?

朱老师:院里的政策是这样,06、07年最早改革的是硕士这一块,就是最大可能给学生选择的空间。现在我们硕士有的专业已经没有专业必修,只有专业限选,比如说这四门专业课都很重要,但学生只要选两门就可以了。去年和今年我们对博士培养也进行了特别大的调整,我们的博士进来第一年是不分导师的,考博士不是考导师,而是考方向组。我们大概有五六个方向组,每个方向组大概三到五位老师,第一年学生就在方向组的指导下选课,到学年末的时候再确定导师,学生和导师双向选择。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本科生改革,我们的四个专业学生可以随便选,本科四年只要把所选专业的必修分修满就行了。就是说,我们对专业必修的要求不那么高,学生能空出时间和精力来学他们感兴趣的课。

我们这几年的改革,突出的重点就是给学生更多选择,这也是我们能做到的。另外,大概从明年开始,我们院和伦敦政经学院的政府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大学要搞联合培养,我们互相派硕士生来读学位,而且是读双硕士学位。这样,学生进了北大的政府管理学院,还可以有机会去国外大学读一个学位,但这个还在商谈过程中,可能从09年开始。

记者:您刚才说博士第一年不指定具体导师,那么怎么开展工作呢?

朱老师:主要还是上课,是方向组这三至五位老师来共同地指导学生。当然,我们不排除有的学生已经和导师接触了,一块儿和导师做项目。社会科学内既有像工科那样通过做项目来完成政策导向的研究,也有像人文学科那样通过独立思考和调查完成理论导向的研究。学生在导师的领域内做一个具体的研究,就连导师也不能完全明白这个研究是什么,但是导师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作为一个在这个领域有经验的学者的身份来把关。国外也是这样,并不都是导师带着学生做项目,社会科学不全是这样。我们的目的是培养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学者,要是学生一开始就跟着老师做,他的项目都是导师指定的,他还怎么独立思考问题呢?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总是想用理工科的办法来做社会科学的事情。

记者:您说的这是一个非常要害的问题,其实理工科也有类似现象,把学生像打工的一样来使,学生最后学到的东西可能只是一些工作技能。

朱老师:对,其实我们北大很多做项目的学生都是在做低级的活儿,比如社会科学,让学生去收集数据、做访谈。低级的活儿稍微干一点儿没什么,但是它不能代替自己的研究。

 

三、用激情感染学生,上好每一堂课

记者:您刚才谈到大量的讨论是您课程的一个特色。关于如何教学生,您能谈一下其它方面的经验吗?

朱老师: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但我是一个很有教学热情的人。从清华到北大,现在我都保留着这样的习惯。要是晚上的课我肯定不吃晚饭,要是中午的课我肯定不吃午饭,我教课就像抽了大麻一样,备课、讲课的时候我根本感觉不到饿,我的教课状态就是这样。而且我在上课的时候有时候能超水平发挥,备课的时候准备了多少遍都不满意的问题,一上了讲台之后我往往能在瞬间想到一种备课时没准备过的思路,然后给学生讲出来。所以,我讲课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技巧,是凭自己的热情。讲课高于我自己的研究、写书,高于我的行政工作,所以我平常花在备课、讲课上的时间很多。当然,除了讲课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讨论课,因为它能够启迪学生思考。我的讨论课比讲课准备的时间更多,学生读的我都要读,学生没读的我也要读,因为我要随时准备学生在讨论课上的发问。

 

四、教学管理与师资队伍建设

记者:您现在也在做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在教学方面与其它老师有没有理念、方式方面的冲突?因为每个老师热情、责任心、做事方法可能都不一样。

朱老师:当然有,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理念来推行政策的。在教学改革这方面,其他老师可能有和我不同的看法,所以要协调沟通。沟通的原则要建立在公正与民主的基础上,你完全不能给老师这样的感觉:你在推动改革是为你自己的专业,为你自己的系,甚至是为你自己来谋利益,这肯定不行。我觉得和老师的沟通都是比较顺畅的,并不是所有我想推进的目标都能完成,但是从大的主旨上讲,基本上完成了我想要进行的改革。

记者:您看,大学里教学肯定是第一要务,但是这几年来是口头上重视而实际上或多或少有些忽视。我觉得这里有个问题,不知道您是否同意,就是我们在引进人才的时候,更多考察的是他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至于他的教学能力以及责任心,是不是考察的不太够?不知道政府管理学院在引进人才时有没有教学方面的专门考核?

朱老师:我们院的做法是,外面聘来的老师肯定得面试,让他给大家做个讲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看他的学术水平,又要看他的表达水平,但是除了讲座之外就没有别的规则化的考核了。当然我们也会打听一下,他以前在哪儿工作过,教学成果什么样,如果教学水平比较好,那就是一个优势。

这个问题我再补充一下,国外的大学考察老师也主要看学术水平,学术水平高就行,能不能表现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在悉尼大学、剑桥大学、康乃尔大学上课的时候也确实有这样的感觉,老师的讲课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但是,他们跟我们的区别在于,即使讲不好课的老师也会很认真地备课,而我们有的老师就完全不在乎。

在中国的这个现状下,教学还是很重要的。我主张我们的老师要脚踏实地的讲课,我们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环境,为我们以后能够追上西方打好基础。我不太赞成现在赶紧培养出一大批能够追上世界一流水平的社会科学学者的提法,社会科学和理工类不一样,必须有长期的文化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我反倒觉得我们的老师应该在教学上花更多功夫,首先我们的态度要很认真,创造好的环境,争取以后全面地超越别人。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得承认,我们的政治思想教材上的道德说教与我们社会现实反差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教师在学生的德育工作所应承当的责任您有什么看法吗?

朱老师: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和别人很不一样,大学老师到底应不应该承担塑造学生品格的任务,我表示怀疑。我个人感觉品格塑造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从幼儿园到高中,这个阶段起更大的作用,到了大学,人基本上已经成型了;第二点我不同意让大学老师肩负德育的责任。大学老师也是社会上的人,道德水平有高有低,我不同意让他们承担以身作则教育好学生的责任,我觉得这样太难,而且效果也不好。当一个老师就是做好本职工作,研究和教课,教完课之后愿意当学生的朋友可以,不愿意也没有这个义务,这是我的意见。但我同意学校单独设立专门的机构,比如心理咨询机构,换句话说在大学里应该有专业化的人才来指导学生的心理、德育问题,而不是让老师承担这个义务。

记者: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您!

 

=========

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08年10月27日,上午11:00-12:00

录音整理:崔悦

文字编辑:崔悦,郭九苓

定稿时间:2008年12月30日,经朱天飚老师审阅同意。

 

附:朱天飚老师简介:

朱天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悉尼大学经济学(社会科学)学士,剑桥大学管理学硕士,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教学、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政治经济学。出版的主要著作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工作经历:2000年8月成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并在研究结束后加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后于2003年2月转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任副教授,同年8月任新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系主任(至2007年3月),并在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兼课。2004年秋被学生选为政府管理学院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北京大学第十届十佳教师。自2006年7月起任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详见朱天飚个人主页:http://www.sg.pku.edu.cn/dpe/ztb/home.htm

4 条评论

  1. 张宇 说道:

    不错-不错。你的文章和博客都不错。有空我会常来转转

  2. [...] 名师名课 扩展自由选择的空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朱天飚老师谈教育教学问题… [...]

  3. zinka 说道:

    我是朱老师的学生,访问中的内容早听朱老师说过,自己做研究的时候才感触颇深,中国太需要像朱老师这样的人了,否则北大不可能成为什么一流大学

  4. 这个也是当今大学教育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老师分析的很透彻,很多学校的专业设置和单位要求的技能差距甚远,甚至根本对接不上,大学生还是应该利用好暑期时间,多做社会实践,尽早和社会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