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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潮中的中流砥柱——访城市与环境学院王缉慈教授(一)

guo  2012.09.25   名师名课   Comments Off on 经济大潮中的中流砥柱——访城市与环境学院王缉慈教授(一) 总浏览数:1,695

摘要:王缉慈教授是产业集群和区域发展领域的专家。王教授在治学上,坚持把西方先进的区域发展相关理论和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按科学规律办事,只唯实,不唯上,仗义执言,对各级政府的“圈地运动”和盲目追求发展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王教授还直言不讳地指出,规划设计领域存在弄虚作假的浮躁风气,以及为个人利益投其所好、甚至出卖良知的行为。王教授直面现实的黑暗面,并且坚守学者正气的人生姿态,让我们十分感佩。 

 

一、教学与研究:理论与实践并重

记者:王老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你们那一代人的求学过程受到了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极大影响。您能简单回顾一下吗?

王老师:我1963年到1968年在北大学习,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实际上只学了两年半的基础课。文革过去后,1978年我又艰苦地考回北大的“二年制进修班”,这是因为人才匮乏,北大专为1968-1970年毕业的学生“回炉”而设置的。

记者:您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正逢改革开放,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您所从事的经济地理这门学科过去都是仿照前苏联的知识系统,在教学和教材等方面是否面临比较大的改动?

王老师:这有一个过程,教员的知识结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过来的。我留校是接魏心镇老师的班,他是教工业地理学的。在正式上课之前我曾经试讲过一次课,讲的是炼铝工业布局。北大过去的传统是对待教学工作非常认真,为了讲好那两堂课,我钻研了炼铝工业技术经济的很多书籍和文章。铝锭是怎么生产出来的,铝冶炼和铝电解的工艺流程怎样,原料从哪里来,我当时连化学反应都去学,这些都要搞明白。总之是从生产过程方面去研究生产布局。正式上课以后,讲课内容还主要是重化工业领域的知识,比如钢铁、石油、煤炭等,我曾带着学生参观各类工厂,甚至在山西大同下过煤窑,每一个行业我都要去钻研它的生产过程,研究它应该怎么布局。就这样一直到1985年我第一次出国。

出国后使我非常震惊。发达国家的经济地理已经不再以研究重化工业为主了,整个工业景观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在加拿大和美国看到了萧条的钢铁厂和关闭的纺织厂,烟囱不冒烟了,不像当时我们国家各地都竖着大烟囱。我记得以前老师讲过,钢铁厂和纺织厂要布局在一块,因为钢铁厂主要是男工,纺织厂主要是女工,要考虑结婚的问题。结果到了国外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教学还停留城市内的工厂区域,他们已经在郊外间工业园区和科技园区了,当时国内也开始搞经济特区。当时国外有了大量自由布局型的新兴产业,比如电子工业。以前我们跟学生讲的是传统工业的布局原则——工业区应该靠近原料、燃料产地,而很不重视“消费地”(市场区位)。国外自由布局型的工业主要是选择靠近高速公路的地段,而当时中国还没有高速公路。

1985年我在国外接触了很多文献,当时研究的是出口加工区,并写了一篇关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变化中的中国工业地理》(“The changing industrial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special economic zones”)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地理》( Economic Geography)杂志上。1986年回国以后,我觉得工业地理教学需要变革,就开始思考怎样才能将外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我看了很多西方文献,尤其是为了教学我看了很多英文教科书。在1994年编写的《现代工业地理学》教科书中,我综述了工业布局理论的两种体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在此基础上我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个教材内容框架。中国虽然开始搞市场经济,但过去计划经济的思路和方法还有很大影响,而且中国自然与人文环境与其它国家相比也很不相同。这些在经济地理研究与教学中都要充分考虑。

记者:您在国内经济地理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能请您谈一下这方面的经验与体会吗?

王老师:除了个人努力,踏踏实实地读文献、调研之外,与别人进行学术交流也很重要。我感觉国内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科研“软实力”要落后国外很多。各种道德、规范都是在人际交往中建立并保持的,如果地球上只剩一个人,也就无所谓社会公德了。我们现在常说的“学术腐败”,与合作交流的困难不无关系。

国内首先从设施上来说就不太重视学术交流。盖了很多大楼,但很少开设教师之间互相交流的场所。各种会议太多太烂,但随意的、非正式的交流很不方便。比如北大的餐厅就是为了吃饭,没有交流方面的设计与考虑。我个人觉得南方的一些大学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像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在学院里有茶歇(coffee break)的场所供教师讨论一些问题。还有,国内还没有形成很好的交流氛围,即使有讲座(seminar)老师们也很少去,大都是派学生去,包括我本人也有点犯懒,很少去。同一学院的相关专业的老师,在研究生开题或答辩的时候才坐在一起沟通一下,平常都很少见面。北大相对其他学校还好一些,可能地方上的一些学校更糟糕。

前些年兴起了一股大学兼并的热潮。其实很多学校根本用不着兼并,只是需要交流;系与系之间也没必要合并,也是需要交流。我们现在有很多硬性的兼并,反而造成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人是拢到一起了,但实际上面和心不和。由于利益冲突,勾心斗角更严重了,真正的互动和交流反倒更少了。很多专业都是可以交叉互动的,像在北大,经济学方面有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很多研究和教学都是相关的;再比如社会学与经济学,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都有密切关系……有的原来就是一个学科,后来分出去。我们非但是不合作,而且是山头越来越多。

记者:不同学校之间交流合作的情况如何呢?

王老师:国内校际之间的学术交流反而好一些,墙里开花墙外香。我从去年(2011年)3月1日退休以后,除了给本院本科生一年级的一门概论课讲两节外,北大基本没我的事了。但外地的学校不断地请我去,最近我就去过浙江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学校,同济大学还聘我做兼职教授,聘书到2013年。我还继续在外头活动,教学、研究、实地考察,工作很多。

记者:经济地理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去工厂和企业做实地调查。您二十年前去主要是为了了解生产流程,现在您的侧重点是在哪些方面呢?

王老师:经济地理学专业,用魏心镇老师的话来讲,如果没有十年的工业实践,不经常参观工厂、跟老板跟工人聊天,是很难掌握的。有了国外最新的学科理论和实践经验,更要和中国本土情况结合起来,才能做好研究与教学工作。所以我不断地下工厂调研实践,包括下煤窑、去油田,一直到现在研究创意产业,我都要去企业和工厂。现在重点是了解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方面的问题。我亲自走访企业,和企业家交朋友,我访谈企业往往是刨根问底的,除非时间不许可我继续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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