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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传奇——访郭九苓老师(上)

guo  2012.09.25   大学之前   Comments Off on 普通人的传奇——访郭九苓老师(上) 总浏览数:3,228

摘要:郭九苓老师是《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的创始人,并在五年来一直承担着北京大学名师采访的记者与主要的编辑工作。《通讯》的名师名课栏目深受读者欢迎与好评,其文章内容充实、事例生动、观点犀利,能给人以启发并产生思想的共鸣。这背后是郭老师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辛勤的汗水,以及其本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深刻的思想。郭老师并无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一个不断思考并具有承担精神的人生,使我们感到了传奇的意境。本文是对郭老师采访的第一部份,也就是大学之前的故事。

 

一、悲惨世界中的童话故事

记者:首先非常感谢郭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我们对您个人的背景和经历都蛮好奇的,您能稍微介绍一下自己吗?

老师:好。现在大学当老师的大都很忙,真正有机会去反思、去回忆的时间是很少的,差不多每天都是“疲于奔命”。所以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天,总结一下过去的人生。

我是1970年出生的,河北省保定地区高阳县的一个农村。现在我们县以纺织品闻名,中低档纺织品的产量据说能占到全国的二分之一左右,比较高档的产品和出口业务也在不断发展,对比周边县城,经济算是比较发达的了。但改革开放前还不行,只是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以农业为主的县,我印象中经常饿肚子。另外,我对文化大革命也有记忆,其实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政治气氛都是相当浓厚的,或者说是相当“左”倾的。

我小时候挨过饿。村里普遍地穷,吃不饱饭,更没钱买像样的衣服,穿得能够遮体就不错了。上学不吃早餐是经常的事情,一天吃两顿饭也是常态。当时的主食以玉米、高粱、红薯之类“粗粮”为主;过年过节或生病了,才能吃到所谓的“细粮”,也就是面粉做的食物。菜和肉更是很缺乏,我记得有一次可能半年左右才吃了一回肉。尤其是到了冬天——全国各地的情况肯定不太一样——至少我们那个地方,华北平原的一个农村,冬天几个月的时间蔬菜就是白菜、大葱,还有咸菜和酱,偶尔会买或用黄豆换一点儿豆腐,就是这几样东西。当然现在不一样了,温室大棚已经普及了,再加上工业化贮藏技术,冬天也能买到各种蔬菜,价钱也能接受。

这种艰苦的条件会产生一系列后果,不是简单的没饭吃的问题。比如居住环境也不行,房子矮小昏暗,冬冷夏热。冬天小孩普遍手脚都会生冻疮;夏天就是各种蚊虫叮咬,苍蝇满天飞。一下雨房子还会漏水,所谓“床头屋漏无干处”,当然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用脸盆、水桶接到漏雨的地方就行了。我想这些事情都是你们难以想象的。还有,那个时候小孩子大概从四、五岁开始就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包括帮助大人烧火做饭啊(灶台烧柴火),带弟弟妹妹,挖野菜喂猪、喂鸡鸭鹅等。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每年春天傍晚的时候,到野外柳树上或树下泥土中去捉一种黑色的甲虫回来喂鸡。我比较勤奋,也是为了家里的鸡能吃饱一点儿(人都不够吃,它们自然也挨饿),经常一个人捉到很晚,天已经完全黑了(当然不会有路灯,因为家里连电灯都没有),往家走要路过一片坟地,真得很害怕。一开始我低着头走路,或把视线移到另外的方向,但反而更害怕;后来就硬着头皮,一边看着坟包,一边胆战心惊地往回走。

年龄稍微大一点了,就要下地劳动,真正的用锄头铁锨进行农业生产。一开始可能是播种、插秧,后来就是拉车,挑水,翻土,收割等这些比较重的体力活。我一直到高中毕业,放学或放假都要做家务和田间劳动。

记者:这样童年生活会不会很难过?

老师:恰恰相反,当时觉得很快乐,好玩的事情特别多。至于吃不饱饭,也没有怨天尤人的感觉――当然也不可能有这种意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丰衣足食的生活。有几样经常玩的游戏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踢小球。地上划一个范围,大家轮流用脚踢小的玻璃球或铁球(不是用脚尖,而是用鞋底踩着用力,有很好的方向感和力度感,要布鞋才行),碰到别人的球算赢,球就归你;出了范围或被别人碰到算输,球归别人。这个游戏类似台球,对力度、角度要求很高。“球场”可以任意设定,各种地形都有,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个人认为比台球这种局限在一张桌子上的“绅士运动”要好玩得多,特别是多人玩的时候很有意思。

拍“四角”。比较硬的纸叠成四方形,拍到地上就会激起气流,如果把别人的“四角”掀翻过去,你就赢了,别人要重新拿出一个“四角”继续游戏。这个游戏需要叠“四角”和拍“四角”的技术。

扔杏核。地上划一道线,在一定距离以外用杏核丢过去,谁的距离线最近,就获得“坐庄”的权利,“庄家”以自己的杏核为中心,作为拇指的位置,把手指尽量撑开,其它手指能够碰到的杏核都归“庄家”所有。杏核跳动性很强,这种技术很难掌握。有人就会挑一些大的杏核,挖去中心杏仁,把牙膏皮(以前都是锡做的,熔点很低,用铁勺可以熔化)熔化了倒进去,做成稳定性很好的“母杏核”。这项工作也是一个技术活。

和泥巴。到野外采集“胶泥”,揉“熟”了,用简单模子印成或用手捏成各种形状,还可以放到灶膛里烧成“陶器”。

开坷垃仗。两拨人,在一定距离上,利用各种地形、建筑作掩护互扔土坷垃。类似于打雪仗,但一年四季都可以玩。这个游戏有一定危险性,因为急眼了什么砖头石块就都用上了,头破血流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下河摸鱼,树上捉知了,街上捂蜻蜓,到野地里捉蟋蟀、蚂蚱,还有一种类似螳螂的绿色飞虫,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很多东西是可以吃的,放到灶膛里,用灰烬的余热烧一下,味道很好。还有捉迷藏,玩陀螺,自制火柴枪、甚至火药枪,弹弓,鞭子,用钢锯条自己打磨小刀等等,太多了。

这些游戏都是手脑并用的,而且基本都是自制“道具”,不用花钱,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但现在看来有些游戏在卫生、安全方面有问题,不过当时没人管。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经常用铅丝和干电池中的石墨棒在墙上画画,这应该是对身体非常有害的事情。经常在外面玩,小朋友之间也难免打架,“流血事件”时有发生。那时也没有上药、包扎的概念,更别提上医院了。一点儿小伤,家长也根本不会管。我们都是自己找一些阳光底下晒过的细沙来止血,效果很好,也没有发生过感染。

记者:能讲一下您从事农业生产的感受吗?

老师:现在我最大的体会是:农业劳动和体育锻炼完全是两码事。你出去爬山,累了可以走慢点甚至一屁股坐地下歇会儿,喝点水、吃点东西。其它比如打球,累了,击球质量忽高忽低,顶多赢不了比赛,除了专业运动员,一般人也不在乎。农活儿不是这样。比方说拿镰刀收割小麦,即使偶尔镰刀拿得姿势不对,力道不恰到好处的话,就有可能伤到自己,至少是割不整齐。下地之前还要把镰刀在磨刀石上磨,你每下力度都要非常均匀,角度都要非常准确,不然磨不快并有可能伤手。刀越钝,干活越费劲并容易出事故。再想一下当时的工作环境,往往是烈日当空,没有遮荫的地方。那时有水壶的家庭都不多,更不用说矿泉水了,很多人都是在家里喝了水,一干5、6个小时,回家再喝水。“酒困路长惟欲睡”,就是那种感觉。草叶划伤皮肤引起过敏,更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情。这种时候,你也要心平气和,规范地去完成每一次动作。播种也好,翻地也好,收割也好,想咬牙一会儿就把它干完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拼命,五分钟就要吐血了。

世界上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干农活与学习看起来毫不相干,但我觉得原则却类似。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反正我小时候宣传的都是“头悬梁,锥刺骨”的刻苦学习精神,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但我很怀疑,那种靠“顽强的毅力”咬着牙拼命学习的行为,那都是骗人的,不可能的。一天可以,三天可能还行,超过三天你就只剩了“拼命”,与“学习”无关了。学习要有一定的自我约束甚至强迫,但你一定得动脑筋,找出其中的规律,“苦”中能学出乐趣来,并且每天都心平气和地对待这件事情,才能持久。如果你一直觉得学习是件“苦差使”,肯定学不好。

农业劳动让我付出很多,但我能用心体验,对我后来的学业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精神和体力上的收获也是以别的方式很难获得的。我们这一代很多人还保留着父辈的传统:一种事情虽然不喜欢做、不愿意做,但只要知道它应该去做,并且需要做,就能够硬着头皮去做。在做得过程中去发现与探索,所以会做得还不错,这就是所谓干一行爱一行。

记者:您那时候家庭教育是什么情况?

老师:现在的教育与过去相比,最大的差别可能就体现在家庭教育上。现在家长对孩子都是寸步不离,小时候天天带着玩,上学了天天督促、过问学习情况,有的上高中了还要接送。这在我们小时候是不可能的,因为家长白天要下地干活,回来已经很累了,还要做饭,心情都很糟糕。那时小孩都要看家长脸色。遇上脾气比较暴躁的家长,孩子再比较调皮的话,从小就是“打”出来的。孩子们都是自己玩,很多人一起玩前面我说的各种游戏,完全没有家长的参与或约束。很少有一个人呆在家里自己玩儿的时候,因为没什么可玩的,连电视都没有,有个收音机就算条件好的了。

现在时代不同了。虽然我很怀念小时候那种无所顾忌的“快乐时光”,但现在已没有那种环境,即使有,我也不可能让我的孩子那样玩,毕竟很多游戏存在潜在的危险。不过我觉得过去经验中有些原则是可以也应该吸取的。比如小孩子都爱动,这本来是优点,也是健康成长所必须的。但现在有些家长看到孩子跑两步,就赶紧喊:“慢点儿!别跑!小心!别摔了!”,这实在是太过分了。长期潜移默化下去,会有损健康和人格塑造。

孩子成长环境完全不同了,但教育理念并没有相应调整,中小学教育的方式方法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农业社会的延续。这些年中小学教育暴露出许多问题,诸如青少年心理脆弱、不思进取、沉迷网络等等,也进行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努力,像挫折教育、吃苦教育等等。在我看来,这都是表面文章,不触及问题的根本,所以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所谓“吃苦”只是艰苦环境下的无奈选择,对人的“磨练”也只是“有失必有得”而已。贪玩是所有儿童的天性,不能说是需要“改正”的缺点。痴迷也可以成为一种难得的优点,就看你怎么引导。中小学教育应该是培养学生一种认真做事的习惯,一种思考与钻研的态度,一种良好的人格和精神面貌。这个问题很大了,我也不准备在这里长篇大论,仅打个比方,比如可以用专门课程引导“网瘾”,布置一些有挑战性和学术目的的题目让学生完成。具体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总之要本着因势利导的思路。我们的教育者往往更喜欢以权威主义、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教育学生,所以现在的青少年也只能是“被摧残的一代”。

 

二、“自主学习”的中小学

记者:您是哪年上的小学?对小学的学习情况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老师:小学是1977年上的。我们村里就有小学,离我家很近。当时我们那里还没有幼儿园之类的学前班,7岁上小学,才学阿拉伯数字,学数数。课程比现在要少得多,而且纪律方面比现在要宽松得多。我记得班主任老师给我写的期末“家长通知书”上一个评语就是:“经常旷课”。到时间不想去了就不去,也不用给老师请假。那时候也有一些惩罚的方法,比如说挨教鞭、罚站、罚你抄写几十遍课文啊,这种情况也有,但是一般不会为不完成作业而叫家长。平常作业我完成的还行,但是假期作业好像没有一次是真正完成过的。我没怎么挨过罚,有一方面原因是虽然我经常旷课,但成绩一直很好,所以老师可能也不好意思深究。那时候体罚也是很普遍的,老师拿着一根教鞭打人,把教鞭打断的时候都有。但那时候老师和家长还有一种比较良好的信任关系。一般来说,你在学校挨了打,回家首先是不敢说,因为在家长眼中你挨老师打了,那肯定是你犯错了。如果你说了,家长普遍的回答是“打得还轻,往死里打”。

记者: 您刚才说您成绩比较好,有没有什么学习的秘诀?

老师:小学应该没什么“秘诀”,我从小就有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的意识,不会光想着玩。稍微用点功,再加上可能我小时候记忆力应该不错,记忆力好,成绩肯定不会差。还有,我虽然经常逃学,但并不厌学,这是两回事,孩子们都喜欢玩嘛。

上了高中我倒琢磨出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策略,我想现在也应该是适用的。先从头说起。

当时家庭跟社会的压力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因为那时候上大学的比例是很低的,反而没有必须上大学的压力。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再加上高中升大学,都要考试,每次都会淘汰三分之二,甚至更多。一百个小学生里面,最后大概只有三、四个能上大学,其中还包括大中专院校。当时我确实是自己认清了“形势”,非要上大学不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农业生产,干起农活来比其他好手差得很远;还有农村的一些风俗习惯我很不适应,比如过年七大姑八大姨互相串门拜年之类的,我很反感。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考出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科学的春天”的说法,对科技非常崇拜,科学家、发明家的故事家喻户晓。加上我一直喜欢动手动脑,所以也就自然而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树立了“要当科学家的远大理想”。当时信息闭塞,计算机什么的听都没听说过,听说了也不在意,只觉得物理才是真正的、最正宗的科学,所以就立志考北大物理系。这个目标有点儿遥不可及,因为我们中学历史上还没出过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而我当时的成绩处在年级第十名左右。

唯一的途径当然是要把学习搞好,首先要做的也当然是努力,努力,再努力,记得当时想的是“五分钟都不能浪费”。努力了一段时间就发现不行,脑袋发木,学不下去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怀疑,有些人整天起早贪黑,一直坐在教室里,其实是做给别人看的。因为我也这样做过,虽然什么也没记住,但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为了是让人觉得自己很“用功”,也似乎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父母、老师,以及自己的誓言。不自欺欺人是我的个性,虽然我很在乎荣誉和考试名次,但我从来不屑于作弊。所以很快我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用功”毫无意义。我就不断地想,怎么办?

当时高考复习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题。但我总觉得课本才是根本,不可能有哪道题目是课本知识以外的。我就把学过的课本和过去做过的题目拿出来,就发现好多东西还没弄明白。经过几天的思考总结,在以后的复习中我确立三条基本原则:

1、重新读课本,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每个词每句话都弄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把课后作业或练习重新做一篇。

2、做过的试卷资料等也重新拿出来看一篇,为什么对,为什么错,完全搞清楚,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特别是选择题,比如四选一,有时知道有一个选项肯定是对的,但并不完全确定其它选项是错的;有时确定有三个选项肯定是错的,但并不知道剩下的选项为什么是对的;有时是用了一些做题技巧,比如把给定条件外推到很极端的情况来判断对错;有时干脆是碰运气做对的。

3、每天晚上晚自习结束后到操场跑步,800米,以保持必要的精力与体力。

还有一些看似简单但很重要的“方法”,比如心浮气躁的时候耐心一点儿,心平气和地坐上20分钟大概就能逐渐进入状态,实在学不下去就出去走走,活动活动。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这样大概从高三开学,一直到高考前一个月,9个月左右的时间一直坚持下来,应该说成效很显著。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好像是七门课,我六门的单科成绩是年级第一,总成绩相比第二名是绝对优势。

我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四条:1、多想,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2、“用功”不是给别人看的;3、不要用考试技巧做练习;4、坚持必要的体育活动。 

记者:您所在中学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如何?

老师:我们那个地方的老师素质应该属于中等。认真负责、有一定水平的老师也不少,但传说中堪称人生导师的老师我没见过。当时“管理”比较宽松,自习时间比较多,也从来没有什么周末、假期补课,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各种的补习班、辅导班,更不用说请家教了。平时可以自由出入,学习主要靠自觉,但学校整体学习气氛不错,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他觉”。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能有时间思考一些问题,实践一些自己的想法。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住宿的高中生好像是一个月只能出校门一次,平时从早上5:30一直到晚上10:00都被安排的满满的。这是普遍现象,尤其河南、河北、山东这些地区的中学,基本上就是“文明监狱”。

记者:您觉得这是体制的问题吗?家长是不是被迫的?

老师:直接原因肯定是体制,但背后是社会大环境和整个教育意识的问题。我知道有些家长是主动把自己孩子送到“文明监狱”去,打听哪个学校管得严,哪个学校任务安排的满,就把孩子送到哪个学校去。教育成功的标志应该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发现自己的特长与兴趣,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但一所“监狱”所要求的是服从与规范,不可能让你有独立意识和自主思考。

中国目前的教育状况从乐观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是一种所谓“社会转型时期”的非正常状态。发达国家,比如说日本、美国,经济发展了以后,他们不是为孩子安排一切,什么都管起来,不离开视线之外。人家从小有意识地训练小孩自我判断、自我选择的能力,哪怕会犯一些“错误”。通过自我纠正错误才能真正成长。我们有些家长,孩子到了十七八岁,还帮他洗衣服、洗袜子、打饭,甚至上大学要“陪读”。很多家长好像有一种观点:为孩子做得越多,将来的收获越大。其实不是这样。人是一个有创造意识的活的有机体,不是一个死的机器,不需要外在的力量不断擦洗、维护,否则孩子的能力得不到提高,进取心也会越来越差—–这是真所谓“事与愿违”。

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已经由国家意志的形式固定下来,而我们中国主要依赖于家庭和老师对教育的理解。你如果有幸生在一个“懂教育”的家庭,遇上一两位真正的“明师”,人生道路就会多很多光明,否则可能会很“悲惨”。说实话,我对中国的教育前景并不乐观。好的教育是良性循环,坏的教育是恶性循环。用中文系钱理群教授的话来说,“现在中学已是一个风雨不透的坚固保垒,理想主义者只能知难而退”(大意)。这还是钱教授对几所全国知名的中学调研以后的结论,一般的中学情况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一代甚至几代没有理想的年轻人,只会造就一个全面平庸的未来,一个绝望反抗的未来。我认为教育自己走不出的这个怪圈,只能寄希望于社会发展。一个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也许不再把现实的功利主义作为教育的唯一目的,而回归或重塑教育与人生的真谛。

记者:上了北大以后,您还坚持“自主学习”吗?

老师:我的大学学业应该不算成功。我在中学时想了很多办法自己学习,这其实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我很少听课。虽然也坐在教室里,但老师在说什么我并不知道。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的做法在大学也行不通,因为内容大多太快,根本没有这样的时间。大学很多东西只能记住大体脉络,以后用到的时候再去查资料,再加深理解。我对大学如何学习一直没有很好适应,所以虽然我还很用功,但成绩只是中等水平。当然我周围都是出类拔萃的人,再像中学那样通过单纯的“刻苦学习”脱颖而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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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12年5月23日

采访记者:缴蕊

录音整理:缴蕊

文字编辑:缴蕊,郭九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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