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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时代精华,保持教学活力–沈岿老师谈法律教学中的问题

guo  2008.06.25   经验与探索   1条评论 总浏览数:5,621

摘要: 法学院沈岿老师,在北京大学先后于1992年、1995年、1998年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教学副院长。本文根据我们对沈老师的采访编辑而成。

北京大学历经百年,形成了优良的教学传统和教学体系,但在新的教学环境与时代要求下,北大在教学上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沈岿是我校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与青年骨干教师,除了教学工作外,现在又担任教学管理职务,对北大的教学传统及现在教学中面临的问题深有感触。作为青年教师,沈老师与学生距离很近,教学工作更富有活力与热情,对现实问题的体会也更深切。青年教师正在和将要承担北大教学工作的重任,他们的意见可能预示着北大的未来方向。

 

一、教学态度:遵守职业道德

记者:沈老师,您好!首先对您能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表示感谢。北大有自己的传统和教学理念,然而这几年大家都意识到教学质量的滑坡问题,很多老师对学校的政策也有意见。您一直在北大上学,然后留校任教,现在又负责法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对北大的教学情况应该很熟悉。从您的角度来讲,您认为如何上好一门课,如何做一个好老师?

沈老师:首要的一点就是教师要对教学有职业道德。这份职业道德,简单来说就是认真,包括认真备课、认真上课、认真布置考试、认真反思教学效果。尤其是,同学们反映的意见,要认真听取。我比较关注学校给我的教学评估结果。有的学生觉得我的课很好,很生动,能够反映前沿问题,也有的学生觉得我总是按照PPT来讲,没有什么变化,他们认为应该在PPT之外,开放式和散发式的来讲。虽然每个人对讲课效果的评价是不一样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评价本身不见得一定是到位的,但我觉得作为老师,无论如何应该认真听取学生的评价,认真反思,认真改进自己的教学。作为一个好老师,如果能够做到认真,就有了言传身教的作用。

第二点,一个好老师在讲学过程中要适当地结合一些事件,表达一些为人处事的良好观念和准则。最近几年,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总是觉得与老师的距离比较远,他们觉得更多的是得到专业知识,而不是关于为人处事所具备的综合素养。所以,一个好老师应该通过言传身教,通过对一些问题或事件的看法,来表达自己为人处事的基本规则,或是道德伦理。有些老师仅仅在于授业解惑,但是作为传道者总是欠缺一点。这个道不仅仅是指专业知识,而是更大意义上的道理。由于大学生正处于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这项工作尤其显得重要。

另外,我觉得一个好老师在私下与学生相处、交流时,也要注意与课堂上的教学形象尽可能保持一致。有些老师有的时候在私下里会过度放松自己,会不怎么注意自己的教师形象,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会表现出斤斤计较的样子,这往往会给学生留下不好的印象、成为学生“模仿”的对象。

 

二、教学方式:发表真知灼见、体现社会责任感

记者:法律教学有它的特殊性,它不仅仅是一门专业技能,还包括很大的社会责任。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仅是讲授法律条文和原理,老师还应该适时地发表对一些公共事件的看法,让学生感觉到教师的真知灼见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方面您能举个教学中的例子吗?

沈老师:这些事件通常是指与自己的专业有一定关系的事件。最近几年来,这类法律事件非常多,这些案例都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虽然法学是分专业的,可能对于某个案子刑法专业知识是更需要的,但作为老师去评点的话,可以从各个方面去分析、解释和评论。例如,广州许霆案是刑事案件,可我想每一个教授法律的老师,无论其专业基础是什么,都可以发表自己的一些基本看法,讨论在这种情形下法律的明文规定应该如何理解和具体实施、法律理解和实施是否需要考虑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轻微等问题。

我记得很早以前,我曾经发文谈过红绿灯下的生活方式与法律基本理念之间的关联这一问题。比如,在寒风凛冽的夜晚,在没有警察在场的情况下,有的行人见了红绿灯会停下来,有的行人会左右看看,如果没有车会跑过去,有的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冲过去。这些行为表现及所持的立场,都可以与法律基本理念挂起钩来。第一种行为和立场就是严格的规则主义,表现了对法律的绝对信仰;第二种就是便宜主义,对法律的执行建立在不影响其他人(开车人)正当权益的基础上;第三种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奔向自己的利益,不管对别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对法律的漠视。有的时候,日常生活上的东西可以通过这种解读,给学生讲述一些基本理念和信仰,我相信学生通过这种方法学到的东西,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多的是广泛意义上的行为规则的问题。

我在课堂上曾碰到一件事情,两个学生在上课之前公然打架,我恰好当时在课堂上,我上去抱住了主动打架的那个学生。然后,我在上课之前跟同学们特意说了这个事情。我说:“我在北大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学生在课堂上打架。我很遗憾,在我的课堂上看到了这样的事件,不管谁对谁错,起因是什么,都不能在课堂上打架。” 后来,通过学生工作部,我得知学生对于我的反应非常赞赏,特别是很及时地抱住那个打架的学生。所以,对于老师而言,该树立正义的时候就要树立。有的时候我也听说,有些老师在课堂上抱怨一些东西,但我觉得涉及传道的事情可以抱怨一些,但过于个人的一些事情就不用在课堂上和学生抱怨了。

 

三、教学内容:自成体系、不局限于教材

记者:您刚提到老师要有职业道德,要认真备课,具体认真备课有什么标准和做法呢?有些老师可能觉得自己认真备课了,但是没有达到更高的标准,比如有些老师可能对教材很熟悉,但是对于和教材相关的内容,可能不是很了解。

沈老师:我的经验是不能局限于教材。我个人会提取教材的内容,但是更多的内容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组织的。教材对于一个问题的描述和解答很可能是采取一种通说,而不涉及其他观点。还有,有些教材不是一个人撰写的,虽然不同作者撰写的章节不同、表述的内容也不同,但是总会有交叉或衔接的东西。那么,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前后矛盾。作为老师,如果碰到这样的教材的话,一定要从头到尾树立自己一贯的观念或概念之间的关系,要清楚整个理论体系是什么。所以,认真备课的程度应该是要超出教材之外并且要逐步形成自己的体系。头一两年,新的老师可能还有不太成熟的想法,但是过了两三年,同样一门课讲了两三次之后,还是应该有自成体系的东西。另外,认真备课还要考虑到吸收新的东西。例如,结合法律的发展变化,有没有新的内容和事件要加进去,有没有新的事件更容易吸引学生的眼球和学生的讨论,这些都是需要事先准备的。

记者:像您提到的许霆案和最近的华南虎事件,可能都是一些比较新的法律问题。在传统内容上再把这些事件揉进去、加上新的法律解释,可能每堂课的讲义都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组织。

沈老师:比如说,许霆案就是个盗窃罪的问题。过去可能会举很多例子说盗窃罪是什么样的。碰到这个许霆案,一个认真的老师当然应该结合大家关注的问题,来讨论一下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构成盗窃罪,如果构成应当如何判刑。但是,我想说,老师的时间还是有限的,我们也不能让老师完全把时间投入到备课上,他们应该还有科研这一部分。如果没有成功的科研,研究生的教学就会停滞不前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老师还要有一个度的把握。度的把握不能过宽。因为,任何一个知识点如果要发散的话,会涉及到很多方面,可以涉及到社会各界的很多领域,甚至可能会跨到理工科。像我们的知识产权法,可能就会跨到理工科的。作为一个认真的老师,对于要讲到的但自己并不是很清楚的某些问题,在备课过程中理解得再清楚一点,这样讲起来就会更透彻。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因为有些东西如果超过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背景去理解是很困难的,那么可以暂时不去准备这一方面的东西。

 

四、教学管理:戒律机制匮乏、阻碍教学活力

记者:谈到老师的职业道德和自我约束这方面,人的自觉性肯定不一样,那么从教学管理的角度讲,对于提高老师教学积极性,有哪些好的措施,或应该实行哪些措施,在这方面予以鼓励呢?

沈老师:可以说这是我们最棘手的一点,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难办。我们自己想过几种方式,比较好的一种方式还是通过自律,但这种自律需要有一种外在的推动。比如说,我们把教学评估的情况告诉给老师,老师如果能做到自律的话,他(她)就应该反思自己的教学效果。我们也曾经考虑过一种自律和一种外在推动相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当面告诉这个老师,这个课讲得可能不太好。但是这个方法后来没有实施,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教师之间的关系。另外,我们曾经试过激励教学好的老师的方法,从效果上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好。对于那些教学效果好的老师,即使没有激励仍然会很好,激励只是给他(她)一个承认。但是对于那些教学效果不是很好的老师,仍然没有办法改进。从我接手教学主管工作之后,包括在此之前,我在做院长助理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些教学效果差的老师,无论如何讲都没有用,甚至还会闹出些别扭来。所以,我只能说你提出的这一问题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记者:有没有考虑把这些评估的结果以及学生的反映公开化呢?给老师施加压力,不是一种直接的处罚,但是对于老师来说,总要顾及自己的脸面。

沈老师:我们也曾经考虑过这种方法,但也没有实施。这里面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教学评估的客观公正与权威性如何保证,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评估结论本身还是有争议的。再者,有些老师已经形成了他(她)的教学风格,想要改变太困难了。哪怕把这些评估都公开化,即使他(她)要面子,恐怕也很难改变。有的老师还会举当年黑格尔上课也没有几个人来听的例子,为自己辩护。

记者: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其实,对科研的成就,主要看论文数量,这种方法也有反对意见,但毕竟是一个可以衡量的指标,而教学确实更难以考核。

沈老师:如果从听众或者是学生的角度来衡量,虽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如果人多的话,衡量的最终效果应该趋于客观公正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这种结果出来之后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段,帮助老师或者督促老师改进,这就比较困难了。目前没有说这门课讲不好就停你这门课的惩罚措施,也没有如果教学效果连续五年不佳,就可以降级降薪或采取其它的惩罚方式的制度。

记者:实际上学院没有这样的权利,只有学校才有。

 

五:教学科研:矛盾与挑战

记者:法学院的老师可能有很多的科研工作和社会活动,您是否觉得这与教学工作在某些方面比如时间和精力上有冲突呢?

沈老师:毫无疑问会有的。现在我的行政工作和科研工作所占时间的比例在增大,所以在备课这一方面已有所欠缺,因为没有时间做到刚留校时的充分备课。原先有的一些东西,如PPT等资料我可以仍然用。但是,我在给研究生讲课的时候,特别希望能够再提供一些更新的论文,包括国内的学者写的或是国外的学者写的,这必须建立在有一定的时间去阅读相关的论文的基础上。现在,的确感到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更多、更新的论文。

记者:您上课有助教吗?这些工作有没有可能分给助教一部分去承担呢?

沈老师:有助教。事实上,本科生的教学相对会好一点,研究生教学我希望达到的一个更理想的状态就是,既要讲授一些基本知识,又要给学生一个前沿性的视野。助教不一定有挑选论文的眼光。我们老师自己应该更多地去阅读,实际上对自己也是一种促动,自己能够在这个学科领域当中,尽快地去把握一些前沿性的问题,然后推荐给学生去看。学生在看,老师也在看,同时能够进行课堂讨论。这样的一种方式以前做过,效果很好,但是现在有点力不从心,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看了,脑子里有点空白的感觉。

记者:其实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对教学工作也有促进的一方面?

沈老师:当然,教学和科研相互促进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是没问题的,科研肯定会促进教学。但是,也存在一个“错位”问题。做科研的时候,我有可能会关心的是现在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在上课的时候,我是想把这个课作为一个体系,要全部讲给学生。这就意味着,在我这门课中有些东西可以作为科研的对象,因为,这些东西还有待研究,可是有些东西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我更多地是要把它传授给学生。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如果说我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科研上,那么在整个课程中,有的东西就不能传授给学生了,我只能传授我做研究的那些东西;可是如果我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教学这块,科研这部分就会投入地相对少,有些问题就没办法深入去研究。

社科院法学所有一个老师曾经跟我交流过这个问题,他说他们相对好一点,没有大量成体系的课程去讲授。他会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研究在外面申报的一些课题,然后在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他把这种课题一块块的,而不是成体系的讲给学生。这与我们这个以教学和科研并重的教学机构可能有所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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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郭九苓

采访时间:2008年4月3日,下午2:00-3:00

录音整理:陈婷婷

文字编辑:陈婷婷,郭九苓,沈岿

定稿时间:2008年6月6日,经沈岿老师审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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